袁克定与心腹密议的帝制步骤，先是制造舆论，然后再对国体投票，“民意”通过后再进行实质操作。制造舆论，非请有影响的名流不可，袁克定最中意的是梁启超。不过，自从袁世凯解散内阁，设立政事堂后，梁启超就对袁氏父子开始疏远，虽然他接受了造币局局长的职务，但不久就多次提出辞呈。袁世凯祀天祭孔，他则在报刊上发文章，认为民国政府此举违背孔子本意，揭露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孔教会十之八九别有用心。袁克定也派人试探过梁启超的意思，他对恢复帝制极为反对。但梁启超的作用实在太大，因此袁克定不死心，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邀请他到西山赴宴。
作陪的只有一个，就是杨度，当年是搞宪政出名，不过，他倾心的是君主立宪，袁世凯当上民主共和的大总统后，反而不好重用他，因此民国后杨度不甚得志，只当了研究宪法委员会会长、政治会议议员等闲职。以帝王师自居的他自然不甘寂寞，一嗅到袁克定在筹划帝制，就极力巴结。但袁克定认为论影响，杨度无法与梁启超比，所以一直未让他参与机密。这次宴请梁启超，算是第一次让他参与重要事项。
梁启超一到，袁克定、杨度两人亲自迎到门口。入座后，袁克定便道：“卓如先生，今天我是有事请教，因此没让不相干的人作陪，只有我和晳子。”
梁启超已经预感到袁克定会谈什么，摇摇手道：“大公子不必客气，实在谈不到请教。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难免让公子失望。”
“也没什么大事，咱们边喝边谈。”
正如梁启超所料，袁克定、杨度两人不断把话题往帝制上引。袁克定大谈共和以来的种种弊病，杨度则大谈日本君主立宪的成效，梁启超则不置一词。最后袁克定忍不住了，问：“卓如先生，近来外间纷纷议论，都说共和制度不合我国国情，先生有何高见？”
“共和是有不少问题，但将近年来的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则不客观；若以为恢复旧制就能使中国富强，则更无道理。若旧制能使我国民富国强，则早就实现了。近来社会风气败坏，坏于共和新法者，不过十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则十之七八。民元以来的共和政治固然有许多地方令人失望，但不能就此认为共和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挽救之法，只能设法完善补救，若根本摧弃之，则万万不可。例如民宪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是共和国体不可或缺者，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求政党之良可也，厘定其限可也。”
杨度插话道：“卓如曾经在日本十余年，对日本君主立宪体会更深。日本君主立宪成效卓然，中国似乎可以效法。”
“不然。中国若十余年前行君主立宪，则我必赞成；如今已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则不宜再行君主。世间有自君主而共和者，无由共和而再行君主者。若逆潮流而动，内政外交，恐怕会有诸多困难。”梁启超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话不投机，宴会匆匆收场。
回到城中，梁启超立即约学生蔡锷来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松坡，项城果然有复辟之意。”于是将会见情况告诉蔡锷。
“老师，也许这是袁大公子的意思，项城未必知道。”蔡锷对袁世凯尚未完全死心。
梁启超摇摇头道：“也许是袁大公子大胆妄为，不过社会上流言四起，项城难道会一无所闻？我不相信。”
“我能容忍项城集权，但他若倒行逆施，推行帝制，我必定与之决裂。”
“我这次得罪了袁大公子，在京师恐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打算借为家父祝寿之际，脱离牢笼。”梁启超的计划是后天南下广东，为家父祝寿，到广东后再发电报请辞造币局局长之职，举家搬到天津，以便“埋头著述”，“松坡，等我的辞呈一交，你就设法把我的家眷搬到天津。我在天津静观其变，如果项城果然要复辟，我就立即南下。”
“老师放心好了。如果到时候局势大变，我就到天津请教老师。”
“但愿是袁大公子的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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