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此时盛情邀请参议员到总统府参加茶话会。当天下午大雨滂沱，但除议长托词有病及部分议员请假外，其他议员都冒雨前往，袁世凯到各个会议室一一与议员握手。等人到齐后，齐聚大厅，互相鞠躬致礼。袁世凯先从当前局势谈起，内政外交，困难很多，“此中困苦艰难，非身受者不知。内外交迫，至于此极。唯有贵院与政府一德一心，共谋救国，譬如同舟遇风，国民为乘客，贵院诸君为船主等职员，居于指示之地位，鄙人勉为舵工，受命而掌方向。若因不受命而误方向，鄙人之罪。若指示不适宜，诸君也负有责任。”
副议长汤化龙代表答词：“外交、内政，只要政府定有方针，本院无不同心赞助。我可代表全院向大总统表明态度。”
“鄙人衰朽余生，勉承同胞托付。处此山穷水尽之境，实恐难承重荷。今闻贵院之言，神气为之一壮。既有贵院相助，或可勉力支柱，日进有功。”
当晚参议员在总统府参加晚宴，都表示要抛弃党争，同舟共济。但袁世凯不会满足于参议员的几句口头表态，他认为要参议院就范，还需要再给他们施压。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又给黎元洪发一个通电，说明此次组阁不成的过程，然后表示，“顾念国民瞩望之重，以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特于昨日招待全院议员，面致诚悃，冀其化除成见，共济艰难。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不使中央政府久事虚悬。”
袁世凯这封电报一发，博得了全国同情，各省、各界纷纷致电参议院，要求以大局为重，尽快结束无政府状态。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鄂军统领、总统府军事谘议官邓玉麟对参议院极为不满，上书批评参议员全盘否决六位国务员，完全是为私利，“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苟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揆之诸君心理，无非未达诸君政党内阁之目的，故要挟全院，事事与之为难，非特此六人不能通过，即使政府再提六人，知诸君对待方法，一仍从前。必欲使大总统、陆总理暨国务各员束手不能措一策，逼令自行辞职，以便诸君攘窃权利而后已。”他提出严厉警告说，“玉麟辈疾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恶不悛，则玉麟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唯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稔知诸君对于政府有监督行政之权，则玉麟身隶军籍，有不能干预政治之律，但诸君既舍其正当之任务，则玉麟辈亦不妨弃其应守之法律，以监督诸君。玉麟辈身经千磨百折，图谋革命，武汉血战之苦，诸君与有何功？今幸大功告成，乃因党见，贻误前途，玉麟辈断不能以诸同志数十年之奔走呼号，拼几许之头颅，溅几许之颈血，方始成如火如荼之民国，一日丧诸君之手。”
邓玉麟作为武昌起义的功臣，如此严厉警告，使参议院倍感压力。
袁世凯也站出来与段祺瑞、赵秉钧联合发布严禁军警干政的电报。当天下午，北京军警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响应大总统令，从小站练兵时就追随袁世凯、如今已任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代表军警发言，否认军警有干涉参议院之意，但依然警告：“军人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救急。若仍囿于党政，激起军人之反感，也非我辈所能控制。”
在各界指责尤其是军警的威胁下，袁世凯和陆征祥第二次提出的六名国务员，五名通过，只有工商总长重新提名后也于次日通过。
这次与参议院的较量，袁世凯取得了最终胜利。
袁世凯与参议院较量获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军警力量，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同盟会尤其不能心甘，上海分部就有人提出建议，请参议院南迁，避免受到军警威胁，而且组成“国会欢迎团”进行国会南下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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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三册) 张鸿福
袁语录:袁世凯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