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武是汤化龙的字，他因为参与组建武昌军政府，算武昌首义功臣，不过，他并非革命党，而是立宪派，政治主张更接近袁世凯。去年他又组建了民主党，任总干事长。民主党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双方函电交驰，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视汤化龙为最亲近的“自己人”。
赵秉钧说明道：“派谁去做那是任公的事情，大总统的意思，一切拜托给您。大总统今晚在总统府设宴，到四点半就派车来接。任公稍做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届时许仁静来接大驾。”
“大总统真是太客气了。”
许仁静就是司法总长许世英，梁启超曾被袁世凯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次长，许世英来接，面子足够。
晚上到了总统府的宴会厅，袁世凯亲自迎到门外，握住梁启超的手道：“任公，去年时间太仓促，未得好好请教，这次你可要好好教我。”
宴会开始还要十几分钟，袁世凯陪梁启超到客厅小坐。作陪的自赵秉钧以下，各总长一个不缺。这时候有记者要挤进客厅，早被负责警戒的法警阻挡在外，梁启超挥挥手道：“把记者朋友请进来吧，无妨，无妨。”
袁世凯也赞同：“既然任公说无妨，那就无妨，让他进来吧。”
那位记者十分兴奋，问道：“梁先生，我是《申报》的记者，想借宴会开始前这点时间，请您谈谈对局势的看法。”
梁启超笑了笑道：“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有些老虎吃天。不过，我的确有些话想要对新闻界的朋友说。”
“那我缩小一下我问题的范围。民国肇建已有一年多，可是众人期望的国强民富并没有实现，反而政局更迭频繁，南北危机去年有所缓解，而近期复又加剧，在先生看来，到底是何缘故？”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很显然涉及宋案，梁启超如何答复，袁世凯当然十分关注，心中颇为忐忑。
“民国肇建以来，国论纶歧，邦本屡摇，我以为问题根本出在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上。专制政府，无民权可言，故推翻之。民国建立，各党皆言民权，殊不知，主张民权而应有度。我去年写过一篇名为《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拙文。我认为，中国目前应持国权重于民权之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再明白不过。目前之中国，贫弱交积，内忧外患，要谋求国强民福，国权须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要时必得抑制乃至牺牲民权。我曾经说过，目下之中国，非参用文明专制之意，建强善之政府，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自己虚位总统的地位十分不满，一直在设法突破临时约法的束缚。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大总统非有足够的权力不足以治国，所以梁启超的国权论很对他的味口，他率先鼓掌表示赞赏。
《申报》的记者追问道：“听先生的意思，好像反对民权、民主。”
“我绝无此意。而且民权和民主并非同一概念。我说的国权主义，强善政府，不是不要民权，也不是不要民主。我的意思是，不要过度强调民权，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权应该给国权让道。我和宋钝初先生一样，是主张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的根本就是通过政党监督政府行政，这就是保障民权民主的有效途径。”
“先生以为，如今的政党能够有效监督行政、保证民主吗？”记者的本意显然是在暗示袁世凯的势力太强大，政党监督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袁世凯对梁启超接下来的谈话十分紧张。
“目前局面，当然不行。目前中国有二百余政党，就是国会中具有实力的也有五六个政党，这不合政党政治的正则。政党政治的正则，是两大党对峙，一在朝，一在野。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者组阁，是为在朝；少数者作为反对党，事事给予监督，是为在野。政党一旦超过两大党，则难免议论纷歧，为了一党之私而置大局于不顾，谈不到监督，只有添乱。所以，我这次进京，就是与民主、共和、统一等政党的同志交流意见，组建进步党，最终形成两党竞争、监督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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