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枢想了想道：“四哥，这事暂且不做为好。胡臬台本有清流性情，他虽然知道纵容义和拳对百姓对国家都无好处，却抛不开舆论的影响。他肯不肯出头两说，就算他出头，请几个文人写几篇奏章，反而容易落下痕迹。如果咱们陷入打嘴架的局面，那不是咱所长，必败无疑。”
袁世凯恍然大悟：“有道理。只要我能确保山东不乱，洋人不给朝廷出难题，德国军队不向腹地渗透，朝廷就不至于完全被那帮清流牵着鼻子走。”
两人商量半天，阮忠枢秉烛夜战，第二天就呈上奏稿，袁世凯十分满意。奏稿开头一段先说明几十年来，只要是发生教案，吃亏、赔累的必是百姓和官府，“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
接下来说明教堂教民及平民受害情形，“秋冬以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以公家有限之财力，一年内再三输偿，其何以供。”“彼辈四出抢掠，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然后又讲义和团扶清灭洋不可靠，“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前经正任抚臣毓贤迭派副将马金叙等，在平原、茬平、高唐等处，连次击败，擒获匪首朱红灯、于清水等分别惩办。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支，况能灭强盛之洋人乎？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倘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奏折又分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说明了他在山东采取的措施。最后说明效果，“自出示晓谕以来，又仰荷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东境连霈大雪，有业之民多已解归。济泰一带，渐就安谧。仅余枭悍游匪，到处勾结，此拿彼窜，散漫而无定踪，绑票勒赎，抢劫以为生计。幸党类尚不甚多，已分饬各守令营汛，仍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近数日未接各邑告警禀报，当可渐次就绪”。最后表示决心，“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蒿目时艰，夙心忧叹，天良具在，深惧材轻任巨，致涉陨越，仰负生成。断不敢参用私心，贻误公事。复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朦。唯有懔遵谕旨，慎重筹办，以期勉尽一分心力，或可稍得一分补救。区区愚忱，谅邀圣慈垂鉴。是否有当，不胜惋惶待命之至”。
随这份奏折又将谕民告示、通饬札稿及各道府禀报扰害教民、平民案子同时上报，所办教案咨呈总理衙门查照。总之，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让朝廷明白，他到底怎么当的这个署理巡抚。
慈禧阅了袁世凯的奏折，深思良久。此时，她对义和团的态度还没有最终确定，虽然天天听载漪等人聒噪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足以对付洋人，但她并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即便他们能够抵抗洋人，乘势做大，将来尾大不掉又是一个隐患，如果再来一场洪杨大乱，那如何了得？
袁世凯这份奏折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
所奏颇中肯。著督饬印委各员，随时随地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徒为纸上空谈也。钦此。
等袁世凯收到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此时衙门早已放假。但他还是下令将朱批通谕全省，让阖省上下明白，朝廷完全赞同山东的治理，义和团不要抱任何幻想，各级官员也不要再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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