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这样糊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德华公司更不可能停止修筑铁路，结果到了年底，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阻路事件。这次还是在高密，首先起事的是西部的两乡。这里地势低洼，为高阳、五龙、柳沟等河环绕，雨季山洪暴发，瞬间便成泽国。如今胶济铁路横亘其中，高厚的路基阻断了泄洪道，雨季洪灾势必更甚。百姓要求铁路公司改道或多开涵洞，但德华公司置之不理。当地有个叫孙光的人，素有梁山好汉性格，在当地颇有号召力，结果他召集了一百余村的百姓反对继续修路，并带人到工地上烧掉了铁路公司的工棚，夺取了他们的粮物，铁路被迫停工。这时的巡抚已经是袁世凯，他立即调防营前去弹压，同时派莱州知府前往查办。百姓勉强散去，但等官兵一撤走，孙光又号召百姓起事，又将德国人的工棚烧掉，铁路再次被迫停工。袁世凯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当时朝廷一再要求，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并且警告袁世凯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唯他是问。孙光再率一千余人焚掠了铁路公司的窝棚。德国工程师见袁世凯派去的军队依然没能阻止闹事的百姓，鼓动德军再次出动大开杀戒，打死打伤二十余人。袁世凯再派臬司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前去调查。
调查了十余天，胡景贵、石祖芬回济复命。听了两人的报告，袁世凯认为，百姓一再阻止修筑铁路，既不能全怪当地百姓，也不能完全归罪于铁路公司，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没有商定详尽的章程，双方无所依凭，必然问题丛生。
胡景贵说道：“百姓虽然烧掉德国人的窝棚，可并未伤及他们一根毫毛，但德国军队开进高密公然向村庄开炮，而我们的军队却袖手旁观，如此下去，会失尽民心。”
“德国人的确欺人太甚，可是我们能与德国人开战吗？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朝廷又唯我是问。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忍再忍。如今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与德国人商定详细章程，将来有所遵循，尽量减少冲突。”
胡景贵虽然心有不甘，但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与德国人决一死战，也只能嘴上说说，根本不可能付诸行动。
袁世凯给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写信，请他派员到济南来商定详细章程。铁路公司觉得高密人正在火头上，此时到济南谈判对他们很不利，因此犹豫了半个多月，最后才派了一名军方人员和铁路公司总办到济南谈判。中方则派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结果，谈了二十余天却僵持下来，袁世凯所希望的几条很难达成共识。
胡景贵向袁世凯建议道：“我和石太守都不懂德文，要凭通事中间传译，有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彼此的意思都不能准确了解，所以谈来谈去难得进展。如果有个懂德文的人直接开谈就好了。”
袁世凯叫着胡景贵的字道：“月舫，你该不是要知难而退吧？”
胡景贵连连拱手道：“绝无此意，我不懂德文，也不了解德国人，谈起来的确是事倍功半。袁大人有没有懂德文的朋友，请一个来帮忙也行。”
袁世凯一拍脑袋道：“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北洋武备学堂的荫总办，他到德国留过洋，与德国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德皇关系极为密切，由他来谈，应当会事半功倍。”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抚台赶快发电相请吧。”
袁世凯于是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电，请准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到山东暂时帮忙数十天。荫昌到济南时，袁世凯亲自率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武备学堂出身的将领迎接，见面握住他的手不放说：“午楼兄，总算把你请来了。你来了就好了，胶济铁路引起的麻烦，把我闹得焦头烂额。”
中午袁世凯做东宴请，相陪的除了布政使张人骏，按察使胡景贵，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席间袁世凯就谈起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事，问道：“午楼兄，你说现在咱悔约，不让德国人修胶济铁路，行不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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