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一段褒贬，可以了解苏轼所谓“合乎天造”的意思：不但要像，还要活。画水像而不活，与“印板水纸”相去无几；“活水”才是苏轼所肯定的。在他的笔下，画“活水”的孙知微的创作情形与文同画竹无以异，当已达“胸有成竹”之境界。如此，刻模形似只能画出“死水”，“胸有成竹”的人才画得出“活水”。很显然，这里讲的是“形似”与“神似”的关系——而这，正是苏轼文艺批评的核心问题。
从苏轼的创作论出发，他无疑是要求作品“形”“神”兼备的，如云：
与可论画竹木，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1146]
写真奇绝，见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夺真也。[1147]
所谓“形理两全”“十分形神”，便是要求“形神”兼备。然而，就创作方面说，固应两不偏废，而就作品鉴赏、批评方面立说，则不得不回答一个“形似”与“神似”何者更重要、更有价值的问题。如果苏轼一意要使其批评与创作论保持统一，则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强调“形神”兼备，缺一不可。然而，苏轼却大胆地肯定：“神似”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这便是苏轼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传神”论：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神写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1148]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1149]
这一文一诗，前倡“传神”，后贬“形似”。对于他的“传神”之说，后人都无异议，皆推为高论；但对于他贬低“形似”的说法，后人却议论蜂起，持异议者甚众[1150]。其实，文中已明言“传神”者不必“举体皆似”，关键在于“得其意思所在”，则诗中贬低“形似”，甚至认为“写生”“传神”（形神兼备）的边赵花鸟画，还不如所咏的两幅“折枝”能以局部之似传出整体神采，此与“得其意思所在”的说法实为密合无间，如一纸之正、反两页，岂可一则推为高论，一则责其失言？如果贬低“形似”为不当，那么“传神”论也有问题。
应该说，“论画以形似”的准确意思是“论画仅以形似”，观后面“赋诗必此诗”的“必”字可以推知，因为此种句格，大抵皆应看作“互文见意”的。只要我们在理解时加入一“仅”字，恐怕就可以为苏轼解去后人对此句的所有指责。而且，完全可以举出他重视“形似”的一些言论，如批评黄筌画飞鸟“头足皆展”[1151]，戴嵩画斗牛“掉尾而斗”[1152]等，就是反对脱离真实的形貌去想当然地夸张“飞”“斗”之神情。所以，上面这首诗的问题倒不在于“论画以形似”一句，而在于“边鸾”以下数句，即认为“写生”“传神”的边赵花鸟画，还不如以“一点红”“寄无边春”的两幅“折枝”高明。这里很值得仔细分析。大概“传神”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形似”基础上的，从全部具体、真实的形状中跳跃出生动的神情来；另一种则不必“举体皆似”，唯要传达出“意思所在”。前一种，当然是苏轼所赞美的，没有问题；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对后一种的态度，在上诗中他是认之为比前一种更高明些的。即便我们可以认为那不过是在特殊的场合说说而已，但多少也暗示着：为了强调“传神”，苏轼是愿意认可一些在“形似”方面有所脱略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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