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永的书法与陶渊明的诗歌一样，其好处在于有某种“奇趣”。从“趣”又进为“奇趣”，苏轼的鉴赏、批评的眼光渐渐凝视在文艺的审美本性上了。可以说，他的批评观比创作论更切中文艺的审美本性。他的创作论要求作家“与造物者游”而令作品形象“合乎天造”，虽也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因素，毕竟主要着眼在“真”而不是“美”；但他的批评观，却强调作品要“传神”，要有“奇趣”，无疑是将审美特性提炼出来，作为批评的标准了。我们之所以要辨析苏轼创作论与批评观的同异，原因就在于，作为苏轼美学思想的表现，其批评观是更为精粹的。
这样说，是不是略微贬低了他的创作论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看来，文艺的鉴赏、批评固应持审美的标准，而文艺创作，固不当以个体审美趣味的表现为唯一的追求，作家固应将视野扩展至生活的全方位，以自然、社会、人情的全部内容为表现对象，否则，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反过来，批评的标准却应该在多样化中突出审美标准，否则也不能称为文艺批评了。所以，我们认为，苏轼创作论和批评观的同异，是合理的，而且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历练，使他成为一个大作家；而精微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使他成为一个对我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具有突出作用的批评家，他的“略形传神”论、“士人画”概念以及“奇趣”说，都是影响深远的。下文再将“奇趣”说略作展述。
苏轼后半生极喜柳宗元诗，将柳诗与陶诗并提。柳宗元有一首《渔翁》诗云：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1161]
惠洪《冷斋夜话》记苏轼评此诗：
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1162]
惠洪记下的这段评论，影响至为深远，不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转引其说，且被南宋人取以注释柳集[1163]。其主张删去诗末二句，严羽《沧浪诗话》从之，以为“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而刘辰翁则提出异议，以为当存，后来李东阳、王世贞、章士钊皆主存，胡应麟、王士禛、宋长白、沈德潜皆主删，议论可谓纷纭不一[1164]。至于“奇趣”说，则有清人吴乔的阐发：
子瞻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此语最善。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1165]
吴乔将诗与文章异观，未必符合苏轼的原意，但他对“反常合道为趣”的理解，甚有可取之处。所谓“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实指没有诗意，而“反常合道”，就是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直达本原。以故，苏轼讲“诗以奇趣为宗”，实是抓住了诗的“诗性”，即审美本性。他认为陶、柳之诗就有这种“奇趣”。
南宋人吴沆撰《环溪诗话》，把柳宗元这首《渔翁》诗称为“赋中之兴”，理由是：“渔家诗要写得似渔家……又要不犯正位。”[1166]即谓其既写出了渔家的真面目，故是赋，又“不犯正位”，不直说义旨，故是兴。照此说来，柳诗最后两句直说“无心”义旨，犯了正位，固可删去。令人关注的是，“不犯正位”一语正是注陈师道诗的任渊对陈诗的评价：
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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