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政见”，指的是他参与朝廷的实际事务时所发表的见解，形于他的许多奏折之中。这些奏折，始于熙宁二年五月的《议学校贡举状》，终于绍圣元年的《赴英州乞舟行状》[724]，自始至终皆与新、旧党争相关，而引起这党争的，自然就是王安石变法。所以，就苏轼正式提供给朝廷的政见来说，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法”的态度。
从南宋直至清代，史家对苏轼政见的认识和评价没有多少异议。苏轼被认定为旧党要员，其政见为反对“新法”，由于王安石长期被否定甚至唾骂，故反“新法”的苏轼政见是被肯定的。但后来，王安石的问题被翻了案，人们对他越来越不吝予以赞美，这就使旧党人物相应地被否定。如果苏轼只是个政治家，他很可能被不加分辨地随旧党一笔抹杀。所幸他又是大文艺家，受文艺史家的钟爱，所以，他与“顽固派”代表司马光之间的差异被发现，因为只要与司马光不一样，苏轼就有被拯救的可能。这番良好的用心结出了果实：我们发现了苏轼政治态度中倾向于改革的某些因素。同时，那也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因为他的政见显得复杂了。这是研究深入的表现，倘不曾借力于“新法”评价上的翻案与文艺史家钟爱苏轼之间的矛盾，人们可能不会把他的政治态度作为需要剖分的矛盾体来研究。不过，也有负面的影响，就是苏轼又有可能被视为“投机派”“两面派”。依传统的政治道德来说，那比索性做个“顽固派”更为不堪，“顽固”还算得一种独立的政见，“投机”则不值一提了。于是，且不论其政见为进步或保守，其是否有独立政见，也成了问题。
苏轼关涉政治的言论，确有许多前后矛盾之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为他讳饰。如果说这些矛盾言论的底下仍有前后一贯的政见，那就必须委曲解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我们承认他的政治态度存在着种种显著的矛盾。那么，是不是“两面派”呢？也就是说，这些矛盾是因“投机”而产生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凡“投机”，总是向矛盾的偏于能获利的一方“投”去，而苏轼却每一次都“投”到了相反的方向，于熙宁时、元祐间与元祐末三次被迫离京。所以，我们认为苏轼政治态度中的矛盾不是“投机”造成的，而是政见的变化造成的。
把上面的意思总括起来，就是说：苏轼是个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政见，但他的政见又有前后变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苏轼的政治经历分为四个阶段，便于考察和评论。第一个阶段即上节所说的“政论”期；第二个阶段自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这是王安石倡立“新法”，新党执政的时期，苏轼的基本政见是反对“新法”；第三个阶段从元丰八年（1085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这是“元祐更化”的时期，旧党当政，苏轼的基本态度是赞成“更化”的，但他的引人注目的政见却在于维护某些他认为可以保留的“新法”；最后一个阶段从绍圣元年（1094年）至苏轼去世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这是新党重新执政的“绍述”时期，苏轼承受了一个“元祐大臣”的历史命运，其基本的态度是不向当权者屈服，坚持独立的节操。我们现在从苏轼的奏议来探求他的政见，所述为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但从早年的主张革新，变为熙丰阶段的反对变法，又从反对变法，变为元祐阶段的维护某些“新法”，是两次明显的变化。为了突出这两次政见变化，我们又专设“熙宁二年”与“元丰七、八年”两节，俾尽其说。
1.熙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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