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要想有所作为，一般都得有君主的信赖为前提；若要想完全以自己的那一套来施政，那就非得成为当代君主的心腹重臣不可。所以，“结君心”是为人臣者首要的事。然而，无论怎样“开诚布公”的皇帝，他的心腹重臣总是有限的，而且君臣之间的遇合也不全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一朝天子一朝臣”，局面已定之后，新进的臣子要“结君心”是困难的。当苏轼在仁宗晚年入仕时，皇帝与重臣皆其父辈，他就面临着如何“结君心”的难题。
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就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在他们进士及第时，年老的唐德宗不能给他们以希望，因此，他们就走另一条路，即努力接近太子，把希望寄托于不久的将来。这是“结君心”的变通，叫作“结新君”。不但是年轻人爱走这条路，凡无希望在旧君手上被重用的臣子，都想“结新君”。比如，王安石在仁宗时代是无比谦逊的，到神宗一即位，他就积极了；朱熹在宋高宗时中进士，只当了一任地方官，就辞疾回家，但孝宗一即位，他就一反恬退之态，上书大论天下事，还要谋求“入对”，与新皇帝见面。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其收效也是明显的：范仲淹能被仁宗重视，就是因为他在刘太后当政的时候敢于要求“还政天子”；英宗时的王陶，凭他是英宗做太子时的旧交，就能够迫使定策元勋韩琦离开朝廷。这些事件都是很具有说服力的。相反，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却是一个失败的典范，尽管他的政见很合乎时宜，却无缘取代灌婴、周勃等旧臣而成为汉文帝的心腹重臣，结果成了一个“怀才不遇”的标本。对于后世的年轻臣子来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年轻的苏轼当然明白此中奥妙。但他却独特不走“结新君”这条路。那么，岂不重蹈贾谊的覆辙？不，他批评贾谊虽有才而“不能自用其才”，且看他给贾谊设计的走出困境之法：
夫绛侯（周勃）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725]
他说贾谊的失败，在于这位洛阳少年过于急躁而至于与权臣对立，倘能与皇帝及在位众臣渐渐结交，“优游浸渍”，则不过十年就可以得志的。我们不难看出，这正是苏轼自己的办法。眉山少年一反洛阳少年所为，与宋仁宗信任的大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优游浸渍而深交之”，想着十年以后的得志。苏轼的这种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获得了几乎整整一代前辈的赏识。初年的仕途十分顺利，甚至那位没有儿子的宋仁宗，也已经把苏氏兄弟看作他留给子孙的两位宰相了。——苏轼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一出现，就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增添了一种丰富性，当他以独特的方式走上这个舞台时，几乎已经获得台上的一致许诺：他将以顺利移交的方式获得权力。
与这种进身的方式相应的是，年轻的苏轼表现出有一点落后于时代的贵族世家子弟的“名士”风度。他歆慕于保存在蜀中的唐代世族古风[726]，喜欢自称“赵郡苏氏”，一再地表明自己与欧阳修的师生关系，且与京城的名门望族晁氏交谊甚厚。最明显的是他与真宗故相王旦的子孙王素、王巩一家的密切交情。王旦任宰相十八年，门生故吏满朝，子孙清贵者甚多，王素在宋仁宗时已居显职，王巩是故相张士逊的外孙，又是苏轼恩公张方平的女婿，与元祐时的宰相刘挚也有亲戚关系。苏轼于嘉祐时守母丧居蜀期间，就拜见过王素[727]，熙宁时居京城，也常去看望王素，与王巩更是一生的密友。他为王家写过《三槐堂铭》，称扬其世德[728]，为王素写过《王仲仪真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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