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说李鸿章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冷静一些，显出一种平常心。比如，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得知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自思整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既无法补救时局，又不敢卸下担子，不知何时才能大梦一觉、抽身退步。
这自是真情流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力。
彭玉麟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彭玉麟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连说也不说。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又做又说。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显得坦白一些。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时，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曾国藩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曾国藩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
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视为无益之请，自己仍不改对事业经济的热衷。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境遇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到的一句话。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手段，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扩充李鸿章的淮军。这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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