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豪爽的江湖行、亢奋的浪游宣告结束，“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的胸境和“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渐次消磨，而难堪的寂寞、孤独与失落感袭来的时候，她便像《战争与和平》中曾是战斗主力的安德烈公爵，受伤倒在地下，深情地望着高远的苍穹，随着飘飞的白云，回到梦里家园去寻求慰藉，慢慢地咀嚼着童年的记忆——这人生旅途中受用不尽的财富。
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让她感到格格不入；但是“人情恋故乡”，就像一首诗描述的“满纸深情悲仆妇，十年断梦绕呼兰”，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时代造就了萧红。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由于亲炙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得到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同时也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观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关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充分的感性化、个性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艺术手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弥天灾难，展示病态人生、病态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作为一个根植于现实土壤的现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驱，她始终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另一个世界”的眼光，审视着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大地，呼唤着“别样人生”，期待着黎明的曙色。而且为这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闲花一样悄然陨落，却长期活在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说她是很幸运的。
像萧红一样，呼兰河既没有长江的波澜浩**，也不像黄河那样奔腾汹涌；呼兰县城更是普通至极的一个北方城镇。但是，地以人传，河以文传，由于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女作家，它们已被镌刻在文学碑林上，变得名闻遐迩。这里的小桥流水、窄巷长街，都一一注入了生命的汁液，鲜活起来，充溢着灵性，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
而前来探访的客子、学人，也必然要对照萧红的作品去“按图索骥”，溯本寻源。这样，人文与自然相辅相成，历史和现实交辉互映，就益发强化了景观的魅力。
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诅咒过的岁月远逝了，那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牛马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泪交迸的“生死场”已经照彻了灿烂的阳光。
在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蓦然想起，《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不也是这般年纪、这样天真吗？可是只因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来飞快，头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一点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
从“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的死寂无声的黑暗年代，到能够在阳光照彻的新天地里自由地纵情谈笑，这条路竟足足走了几千年！
如果萧红有幸活到今天，故地重游，看看呼兰河畔翻天覆地的变化，听劫后余生的王大姐讲讲她的苦尽甘来，再赏鉴一番故乡的“火烧云”，也许会用她那珠玑般的文字，写出一部《呼兰河新传》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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