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经学家，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不论是西汉的今文学还是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不论是东汉的古文学还是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一般说来，都是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是围着经书转的。近代经学则不然。龚自珍主张“救裨当世”“不必泥乎经史”，不是盲目信奉，恋栈儒经，而是借用“出没隐显”的“微言”，“通乎当世之务”。康有为更“立例编括”，撰写《孔子改制考》，说什么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孔子为了改制又依赖托古。把孔子视为“制法之王”，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封建时代的经学家，总是供奉中央王室，维护封建统治。西汉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是为了把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天授的永恒真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也“全至尊而立人纪”，强调尊亲事君，成其“一统”。但近代中国，内政衰朽，外敌凭临，一旦民族矛盾上升，就坚持主张反抗外来侵略。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主张“火器宜讲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富强。中法战后，康有为上书皇帝，要求改革，并从今文经学中汲取思想，倡导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更对清朝封建统治，由“革政”转向“革命”。他们根据社会感受，羼入自己见解，浏览东西载籍，灌注新的内容，不守绳墨，不守家法，和正统的为经学而经学者迥然不同。
不围着经书转，不是“唯经”；不随着皇帝转，不是“唯上”。即使是进步的思想家，也不能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打上封建的烙印，但“学习西方”，已为时代所需，“革政”“革命”诸说，也非封建经学所能言。这是近代经学的另一特点。
第三，思想体系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在近代经学中也很显著。中国经学史中学派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富有时代的特点，带有阶级的烙印。近代中国，封建统治依然存在，儒家思想仍很牢固，但社会性质变了，于是在“继承”关系中也有了新的情况。举例来说，清初顾炎武想用“经学”来保存民族意识，扛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抗击元、明“宋学”，“复兴”古文经学，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汉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他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清结合，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是清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但是，乾隆、嘉庆时期，继顾氏而起的经学家，却“继承”了他的音韵训诂，而放弃了他“读书致用”的本意，学者有时为考据而考据，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在文字训诂和考据工作方面颇有成就，但政治上却和顾炎武不同。只是到了20世纪初，章太炎又重新汲取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他的“排满”革命服务。他不是单纯地继承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而是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含义进一步发展，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为“排满”革命服务，和乾隆、嘉庆时代的古文学者放弃“读经致用”本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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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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