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情况则是学派在形成中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又因社会的变动，代表一定进步倾向的阶级利益。例如，清代今文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庄存与、刘逢禄，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利用这些“微言大义”来说明“一切既受命于天，故宜畏天命，需应天顺人，示人以拨乱反正”[2]，要人们在清朝做顺民，以应“天命”。而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康有为，则在民族危机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也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来“托古改制”，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他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与完全代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庄存与、刘逢禄有所不同。他继承的只是今文经学的形式，实际是援今文以议政，借孔子言“改制”。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封建制度腐朽的情况下，改造今文学说，为他的变法维新事业服务的。
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这是近代经学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近代经学充满了斗争，有时以学派斗争的形式出现；有时为了对抗新思想，旧势力也会联结起来，甚至披上新的外衣。这种以“经学”为形式所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中国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这里，可以用维新时期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斗争为例。康有为在“明今学之正”以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将“汉学”专指今文经学，而斥古文经学派为“新学”，即“新莽之学”。他之所以专指今文经学为“汉学”，是要利用过去今文经学的思想材料“托古改制”，要从西汉今文经说中去找寻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认为今文经学派得到孔子的“真传”，是“真正”的“汉学”；古文经学则是“伪学”，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也是“伪经”。用以打击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又为封建政府“合法”提倡或“默认”的两大学派，为维新变法扫除障碍。
就在维新运动掀起之时，封建势力就已嗅出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的“蛊惑民主”了，《新学伪经考》刚刚出版，即遭劾奏。他们除在政治上扼杀外，又想牵合各种经学流派，抗击康有为宣扬的“今文学”。例如，湖南叶德辉对今文经学就肆予攻击，说什么“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会之私智”[3]。将经学流派分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四派，说什么：“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4]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企图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牵合为一事，以抗击改良派。他的这种“分派”，也可说是封建顽固势力在改良派利用今文学说掀起政治改良运动时感到愤怒和恐惧的一种反映。然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和过去不同了，深闭固拒，因循守旧，不能抵挡新思想的传播。也有人不谈排斥西学的论调，也采用“托古”尊经的言辞，但他们这样做，却又是为了对抗援用今文宣扬变法的改良派。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在戊戌年春天抛出来的一部“绝康、梁并以谢天下”[5]的作品。
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又采用“孔子旧方”。张之洞是洋务派官员，又以“挽澜作柱”自熹，在《劝学篇》中对“中学”“西学”问题上也做了一番推敲。
康有为揭橥孔子“托古改制”，张之洞也尝“托古”，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说是中国古已有之，“圣经已发其理，创其制”[6]，搬运儒家经学，祭起圣经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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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自戊戌至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