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又是这样说的：要讲西学，“必以中学固其根柢”[7]，一切都要“折衷于圣经”[8]他虽然也讲新旧兼学，也或新旧互訾，而其要，则曰“旧学为体，西学为用”[9]。西学只能“补中学之缺”“起中学之疾”，而作为“道本”的中学则不能变。中学为体，起决定作用，而西学则仅能辅助。为了维护“体”而汲取辅助的“用”，而“用”的辅助，正是为了“体”的维护。“体”是根本，不容变更，用者“辅助”，仅能“补缺”，“补缺”的用，还得“无悖乎经义，无损于圣教”。那么，《劝学篇》维护的还是封建秩序。
叶德辉以康有为援用今文经说为“离经叛道”，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也始终反对。康有为在外患日深的情况下宣传保国、保教，张之洞则以“明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10]，“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11]。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以经学为形式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近代中国，又是遭受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灾难深重的时代，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不同学派也会一致御侮救亡。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运用今文“微言”，宣传变法维新，组织强学会，创刊《时务报》。本来是俞樾的学生，并以“私淑”首先宣扬古文经籍的刘歆（子骏）自居的章太炎，却也助资强学会，任职《时务报》，与康门弟子共事；并在当时所撰文篇中，有着沾染今文的迹象。如《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说：“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它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诋击康、梁，批驳今文，而在维新运动时期却一度援用，这是因为甲午战后，外侮频仍，国势浸衰，康有为等提出救亡图强，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意义。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对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从挽救民族危亡，进行变法图强来说，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斗争，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而社会的动**，也促使一些受儒家经学传统影响的人，不能固守藩篱。有的跟随社会发展，走向时代前列，如康有为改造今文经说，呼吁救亡图存；章太炎一度援用今文，赞同维新，以至后来的以古文对抗今文，以革命反对改良。也有在封建旧势力的笼罩下，把本来已具进步倾向的经说转趋保守的，如邵懿辰和戴望。
当初，魏源发挥今文“微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也从事今文经学本身师传的探寻。他写了《诗古微》，发明齐、鲁、韩三家今文《诗》的“微言大义”；又写《书古微》，发明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注目今文经书的专门研究。但他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而明“今学之正”的。邵懿辰、戴望则不然，邵懿辰撰《礼经通论》，认为“《仪礼》本非缺佚不全之书，而大小二《戴记》文皆可依次列入”[12]，使“《礼》复于西汉”。戴望则初好颜元之学和古文经学，后受宋翔凤启发，肄习刘逢禄所撰书，大为佩服，撰《论语注》，“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13]。他们主要继承的是西汉今文学派的某些治学方法，严守《公羊》义例，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讲究今文师法的“经学正统”和魏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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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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