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懿辰、戴望拘泥师法，似乎和现实接触较远，难道就一点没有政治主张，真的为学术而学术吗？不是的。只要看，邵懿辰见曾国藩“进官之速”而“赋诗勉之”[14]。戴望也为曾国藩所罗致，“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15]，在曾所创设的金陵书局校勘旧籍，向曾国藩推荐治《穀梁》的柳兴宗，请求援之以手，不惜奖借[16]。还劝曾“功名成就，急流勇退”[17]，他们和曾国藩都有渊源。
邵懿辰、戴望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展开，清朝封建统治危机重重之时，他们和曾国藩有渊源，政治立场也与之相同，对太平军是切齿痛恨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有不少“怀念”抗拒太平军致死的清朝大小官吏的“行状”“传略”，如邵懿辰《戴文节公行状》，记戴熙“从容就义”“殉难始末”[18]，戴望更为“城陷，阖户自经死，妻及子妇皆从”的周学汝撰《墓表》[19]，为“骂贼”死的金华教谕凌堃撰《墓志铭》[20]，为“贼陷湖州”，“从母赴水死”的程庆余撰《墓版文》[21]。他们是维护封建秩序，忠于清朝统治的。
非但如此，戴望“闻湖州已陷，则仰天长号，僵仆绝气”，终为“曾文正公闻其名，悯之，始延之校所刻书”[22]。邵懿辰更于太平军攻杭州时，说什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23]乃“殉城而死”。他们植根封建可知。
邵懿辰、戴望在学术上拘泥师法，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他们又都和曾国藩有关联。本来和政治关联较深，并在封建危机隐伏的情况下昌言“更法”，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至此发生了变化，至此受到了锢蔽，这不能说不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展开有关，不能说不和曾国藩的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有关。
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这是近代经学的第四个特点。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又像一条绳索紧紧地缠绕着思想界。
既然要汲取西方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就毫不批判吗？并不如此。近代思想恰恰是在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龚自珍、魏源对传统经学曾经“冲击”，康有为更对汉、宋两大学派猛烈冲**，辛亥前夕，章太炎对康、梁奉为神圣的今文学派诋之不遗余力，能说他们对传统的儒家经学没有批判吗？
问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儒学，只是其中某一派别或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封建，他们往往扮演成以儒经反对儒经，以孔子反对孔子的闹剧。他们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索提出了古籍真伪等课题，破坏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然而，孔子的权威并未动摇，像康有为那样还利用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对封建势力又是何等妥协！
问题又是，近代的思想家看起来争论的是经籍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辛亥前夕，章太炎利用古文反对今文，又是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至于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也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曾国藩对内“汉宋兼容”，对外“忠信笃敬”，张之洞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适应历史的变化，利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也说“西艺”，强调的还是“明纲”“教忠”，也只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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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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