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在东京讲学，讲的是《说文》《庄子》《楚辞》《广雅》《尔雅》，“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1]，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与此同时，他又写成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书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1909年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地减少了。
章太炎的正式讲学，据《朱希祖日记》[2]所载，自1908年4月4日开始，亦即《民报》第十九期出版以后，这时，他主持《民报》，《排满平议》《驳神我察政说》《革命军约法问答》等宣传反清革命、揭露立宪党人丑态的文篇，都是讲学以后所发，“匡扶光复”，应无疑义。问题是这些专著都完成在10月10日《民报》被封禁以后，也是章太炎和同盟会发生摩擦之时。那么，退处讲学，是否意味着他已“埋首书斋”“潜心学术？”是否意味着他已脱离革命？这就值得探讨。我认为章太炎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首先，这些专著虽则刊于《民报》封禁以后，实际早已属草，有的且有成稿，并不都是10月10日以后“埋首书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于日本东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书却在1906年，即出狱东渡，主持《民报》不久，《丙午与刘光汉书》说，“若能精如扬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3]，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写于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将“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孙诒让“就正”[4]，接着，《国粹学报》开始刊载。丁未年第十二号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新方言》亦著录讫，自谓精审”。《再与人论国粹学书》又称：“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5]可知《新方言》撰于1906年，成于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号附有《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余条，近复展转钩考，又发现百余事。”再加修订，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报》封禁后再写。
《国故论衡》，1910年初版，其中好多篇目，早在《国粹学报》登过。如《语言缘起说》，载丙午年第十二、十三号；《古今音损益说》《一字重音说》，载戊申年第七号，而章氏自编的《太炎集》则系为“丙午”文[6]；《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载戊申年第五号，《古双声说》载同年第六号，《太炎集》均系为“丁未文”；《原经》载己酉年第十号，而《太炎集》系为“戊申文”。它不全是《民报》封禁后所作。
《刘子政左氏说》，1908年由《国粹学报》连载刊完。查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今次得《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此信载《国粹学报》丁未年第十二号，知1907年即已完稿。
《庄子解诂》，1909至1910年由《国粹学报》刊完，自称，“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杂采诸录”，是他在东京讲学时所撰。据《朱希祖日记》，讲授《庄子》凡六次，1908年8月5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民报》封禁则在10月。
《小学答问》，1909年由钱玄同写刻，1911年出书，章氏自称系“亡命东京”，钱夏（玄同）、黄侃等“相聚讲学”而成。据《朱希祖日记》，讲授《说文》凡二十七次，1908年4月4日开始，8月5日结束，中间兼讲音韵。9月27日，又讲《说文》一次，也在《民报》封禁以前。
《齐物论释》，1910年“修治”，而撰写则始于1908年讲授《庄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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