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3月10日，章太炎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在东京创刊，作为光复会的“通讯机关”[14]。重组光复会，使“同盟分势”，章太炎不能辞其咎，但当时他的斗争锋芒，还是针对清政府，这一点下文还将申述。即从《教育今语杂志》四册来说，署的是“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不是“清帝纪元”，而是明标“共和”。《缘起》说：“真爱祖国而愿学者，盖有乐乎此也。”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第一册）。它又以“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用的是白话文。章太炎在该刊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有七篇，即《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见第一册，《常识与教育》《论经的大意》见第二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概》见第三册，《庚戌会演说录》《论文字的通借》见第四册。都是用章氏后来反对的白话文。这些文篇，不如《民报》的“针锋相对”，也夹杂不少封建糟粕，然而，忧国反帝之词，仍溢于言表，如《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说是“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明显指斥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保皇、主张立宪的鬼话，而要从历史中激起“爱国爱种的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对“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录”的盲目崇外，以至“说别国的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的”牵强附会加以批评，和当时政治仍有关联。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的《学林》两辑，也有诋击儒家今文学派和程朱宋学的文篇，如《信史》谓“儒家好今文者”以为，“玄圣没矣，其意托之经，经不尽，故著微言于纬”。章氏指出纬书不可信，不能“信神教之款言”。对康有为等宣扬的三统循环论也进行了批判。《程师》借批判廖平以批判康有为的“自拟仲尼”。《思乡愿》对当时士子迷恋程朱，“敷释《论语》，依附《集注》”，认为“不足化民”。《释戴》对戴震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为“具知民生隐曲”。这种对康有为等利用今文鼓吹保皇立宪的揭露，以及对踞于堂庙的程朱信徒的指摘，都起过一定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还写了《诛政党》，对立宪党人口诛笔伐，刊登在立宪党活动的槟榔屿《光华日报》上（详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满洲留日学生”“有主张向日本借兵”时，他又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遣，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15]。申明反清“民族革命”，在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并对革命以后建立“共和政体”表示向往。
最后，还应指出，这时章太炎的政治论文确渐减少，革命意志较前衰退，1908年，他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关于论文的选定标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讲的：“以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16]“论事数首”，指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发表在《民报》《复报》等报刊上的战斗作品，章氏以为“无当于文苑”。这些“雅俗共知”，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论事数首”，章氏反以为“浅露”，而佶屈聱牙、索解为难的，却以为可入“文苑”。以往章太炎在中外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用比较隐讳深奥的文字阐述反清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章太炎在辛亥前夕，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所谓“传世”之文，写作不再是为了当前的战斗，而想留入今后的“文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不过，上述学术著作构思很早，东京讲学“提奖光复”，武昌起义“重申反清的事实”，也不容不顾。因此，章太炎在《民报》封禁以后“潜心学术”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单从学术专著的刊布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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