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译述的《社会学》甫经出版，在日本发行的刊物即有介绍，1902年12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绍介新著”栏介绍《社会学》译本云：
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约，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诚译坛中之最铮铮者也。近年以来，译事骤盛，而所选之书，率皆普通之历史、地理等，而于高尚专门之学科，阙焉无闻，实译事不发达之明证也。若此书者，其可称译界一明星乎？
所谓“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宜指章太炎将“群学”正式译作“社会学”并以之名书而言。“介绍”还以《社会学》为“高尚专门之学科”，誉译本为译界之“明星”。
此后，《浙江潮》在介绍萨端翻译的日本有贺长雄所著《社会进化论》时，对章译也誉为“巨擘”，谓：“吾国新译社会学，推余杭章炳麟之《群学》（按即《社会学》）为巨擘。今此书可与章氏之《群学》参观，实研究政学、文学者所不可不察也。”[10]
《浙江潮》是浙江留日学生所创，其“立言”“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眷念故国”，是辛亥革命前著名的革命刊物。它推章译为“巨擘”，郑重介绍，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书的重视，《社会学》对资产阶级革命也起过作用。
有人认为，章太炎“把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密切地结合起来，以抵制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他“经常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没落情绪和没落意识”，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这样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章太炎的确有“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他的封建意识也较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浓，但说是以之“抵制从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则不符合事实。试问斯宾塞、吉丁斯的学说，较诸中国封建思想来说总是“新思想”吧！章太炎对清朝封建专制腐朽制度猛烈抨击的文篇更非鲜见。即以他翻译《社会学》时重行修订的《訄书》而言，在论证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方案，明确指出：“吾言变革，布新法，皆为后王立制。”[11]要“为后主立制”，难道这是抵制“新制度”吗？又说：“今有造酢母者，投之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犹酢母矣，利政入之，从化而害，害柢之不除，空举利者以妄投擿。”以清政府为“酢母”，认为必定要把这个“害柢”除去。他这时对清政府已不抱幻想，也不是“没落阶级的没落情绪和没落意识”的流露。
况且，章太炎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注意“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他在1897年8月22日出版的《经世报》上，刊出《读管子书后》，称：“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尽管他依托往古，比附西方，但谈到“工艺”，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倾向；又谈到“贸易攻人而有余”，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章太炎还担任过《译书公会报》主笔，以“开民智，广见闻”，“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12]。章太炎亲为撰序：“瞽者羡瞀者，瞀者羡明者，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爱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吾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13]对西方“新理”也示向往。非但如此，他还和曾广铨合译过《斯宾塞尔文集》，第一论即为《论进境之理》[14]。他注意西方“新理”。注意社会“进境”，能说是“没落阶级”的情绪吗？能说是抵制“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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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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