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且持论多求根据，不欲空言义理以诬后人，斯乃所谓存诚之学。
本着“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之热肠”之旨。
就在章太炎《答梦庵》发表，有章太炎“同志之士，怒梦庵《寱语》抵突先生也，寄书诫梦庵”，载同年七月出版的《东亚月刊》第三号，书曰：“再者，贵报第二号有梦庵君辩太炎谈佛理一篇，诚是诚是。鄙人固与太炎同志，然亦颇不喜其无益之佛声，不论其理论是与否也，但只可敬□之不可加以无理之辞。梦庵何人，竟敢于懵驳外，又益以侮辞。”警告“后勿复尔”。武田范之书曰：“仆知太炎先生，则章炳麟君，又曾一室之内，把酒作字，谈笑嘻嘻，消半日之闲，言至此，章君则自记梦庵为何许人也。……夫敝报之精神，在密日华国民之情交，梦庵虽愚，何自弃其根本精神，以招他恶感哉！而敢有言于章君者，抑有以也。前报不云乎，人情之真，与电气发作，同其规矩，同与同相灭，异与异相生，必有言而后有媾也。若无言而媾者，其媾至后必有言而破也。孔夫子曰：朋友切切偲偲。仆者愿声之必返仆，磋磨淬励，只当挟一矢待之耳，此仆与章君朋友之道也。……唐永觉大师曰：圆顿教无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此非山僧逞人我，修行恐堕断常坑。仆之所切切偲偲于章君在此。仆岂逞人我，以自恐恶声之至者哉！”
接着，《东亚月报》第四号“论丛”栏转载章氏《答梦庵》，标题下赘曰：“是编乃《民报》所载章太炎先生与敝社梦庵所论难者，今更揭出于此，以便对照。”《答梦庵》载毕，又录梦庵《答太炎书》，略曰：
余读太炎来书，怃然而叹曰：有此哉！太炎之博大，而作此言也。梦庵窃悲其志，太炎以亡国遗民自居，欲以释教兴民德，梦庵之所同情也，然唱释教而兴民德则不可。宜兴释教，则民德自兴之，兴释教如何？曰在实行而已。然太炎云：陋巷亡而王迹息，不亦太甚乎？……太炎曰：震旦去封建时代已远，故不事王侯者，世以为重，而奔走竞进之士，受其恶名。然又曰：自宋世昌言理学，君臣之义日重，虽古之沮溺荷蓧，亦贬斥以为不仕无义，世载其风，逸民日乏。近世又益昌言功利。夫以不事王侯，世以为重者，非现实世界之事态，乃太炎一家之理想耳。若有汉家英俊，戴汉主而逐满人，或建共和国，之时安车蒲轮，以迎太炎，太炎或钦钦然服其王事，若为其大统领蹇蹇致匪躬之节乎？抑为名高而蹈东海，否则陋居攻古书，或托降衣钵，杖解虎锡，金环历历，周游天下，以广济众生，补冥冥之化乎，梦庵于此不能无间也。呜呼！汉族之丧其族主也四百年矣，其不事异主而自绝君臣之义，及以不事王侯为高尚其志者，此无聊**之言而已。夫君臣之义，汉种古圣之所树以为名教者也。今汉人自破其祖训者四百年，遂至欲与枯槁赴渊之徒为伍，吾恐自弃之极，其或为犹太种，为波兰人，故曰窃悲其志也……
梦庵顷诮太炎曰：太炎曰颜回而抱文殊臭骸者也。今读其答梦庵之书，愈不得不深责之也。夫事功有隐显，而隐又有隐之隐，显又有显之显，游于人伦之外，以为礼乐之本，高则高矣，然其事效，隐之又隐也。今太炎以民族为主义，以排满为主张，以革命为事业。革命者，现实也，显之又显者也。太炎见顾宁人不能以礼教兴民德，乃欲以释教兴民德。释教者，陋巷之更陋巷，隐中之尤隐者也。太炎去显中之显，入隐中之隐，此革命之自杀也。革命之自杀，则太炎之自杀也。焉得不深责之乎？若在显上之显，内蕴佛教，以微辞裨补革命，则固无可议；若与顾宁人同道异辙，亦顾宁人之俟河清也，于显中显之事效乎何用焉。然革命者，汉人之私也；佛法者，劫劫之公也。故梦庵虽为革命悲其志，而不能不为佛法又多一佛为贺也。[1]
武田范之将此函辑入《鳌海钩玄》，题目《笔战》，标题下注曰：“梦庵，余别号也。太炎，清人章炳麟雅号也。太炎执笔于《民报》，余匿名于《东亚月报》。余先挑战，此篇为第二矢，太炎酬之，才用六字，而六字全露全体，将发第三矢，而《月报》废矣。”[2]
梦庵此文既发，章氏于《民报》第二十三号刊发《再答梦庵》：“公等足与治乎？章炳麟白。”故武田范之说是“太炎酬之，才用六字”。
至于武田范之说的“一室之内，把酒作字”，似指他和权藤成卿一起与章太炎的晤谈，今“笔谈”尚存，见本文附录《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
这便是《答梦庵》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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