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一郎
我曾经由竹内好先生的介绍，翻译了孙文的“三民主义”（《世界大思想全集》23卷，河山书房新社，1961年3月）。不用说，竹内先生是在日本深入地研究鲁迅思想，并能提出重大问题的学者。当然，竹内先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鲁迅，也包括孙文的三民主义，大约是从读“全体中国人”“中国人之心”等开始的吧。其时发表的《孙文观的问题点》即登载于竹内先生编集的《思想》孙文特辑号（1957年6月）。至于我译出的三民主义，在他认为，是在日本人心中构筑一个中国革命，或者作为中国的象征的孙文形象，所不可与缺的重要方面。但是，竹内先生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明确地说明，他认为是从“中国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的主人孙文的全貌，便逝世了。
当然，有关孙文的著作、评论和论文，战前或战后，出了不少，但对孙文做深入地、正式地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才开始的。然而，能像竹内先生那样，把孙文的形象鲜明地展现在国民面前，却不多见。孙文的名字，大体为人所知，但提到他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的本质，却多数感到茫然。比之于鲁迅，那要逊色得多。
对于鲁迅，不仅有专门的、详细的研究，而且一般专著和评论也多，不仅翻译多种本子，而且有全译，收于文库本。仙台的鲁迅纪念碑，也将鲁迅的生平昭著于世。鲁迅在日本人的意识、文学或者思想界中，占有明确的地位。尽管孙文的著作也译了一些，相比之下，却显得极不充分，只有岩波文库有安藤彦太郎先生所译《三民主义》，为一般所了解。此外，中公的世界名著《孙文·毛泽东》（1969年）和岩波的《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1977年）等，收集了一些译文，读后可解除一些疑问。外务省译的《孙文全集》，战后再版，但它的翻译却很不准确。考虑到孙文和鲁迅一样，必须在日本人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是非，其重要程度，从众多研究著作的出现，可见一斑。不过，如鲁迅那样明白无误却还鲜见。
如此看来，全译孙文的著作似无必要，从现在起，花上十年时间，选译孙文的重要著作，能够让更多人去读它，也许更有作用。1972年，伊地智善继先生负责语言方面，彭泽周先生协助，阪神地区的寺应映雄、林要三、伊藤寺一、西林茂雄、中村哲夫、庄司庄一、河田悌一、武田秀夫、鸟井克之、山田敬三、今里祯先生等，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者共十一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翻译出《孙文选集》全三册。之后，翻译审查会接连开了几次，再过了三年，完成了约两千张译稿。碰巧，神户华侨总会的林同春先生等一些人，由华侨方面提出，是否与日本人协力在神户的舞子浜的移情阁，再建孙文纪念馆？这件事久为心愿，自然一口应承。考虑到此举的重要，于是立即忙乎开来，至今当有七八年时间了。而《选集》的出版，同时陆陆续续地进行着。
移情阁是活跃在明治、大正时期的神户豪商吴锦堂的别墅，大正初年，建造于须磨浦的淡路岛。它是一幢三层八角形的建筑物，面对着景色秀美的濑户内海，由于远望呈六角形，故通常称作“六角堂”。现今的移情阁，与初建基本一样。1913年3月，在神户的华侨和日本人中的有志者，在移情阁的玄关前，拍摄的孙文照片，已收藏在神户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内。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就无法确认两者的相似。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在神户的华侨准备集资修复移情阁，筹设孙中山纪念馆，但所需资金数目庞大，何况收集展品、开馆后的运营等，都是复杂的问题。于是华侨方面提出，能否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再建一个名实相副的孙中山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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