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河间献王得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汉书》载之，而《史记》不载，康以为刘歆伪说。
康曰：“古文诸伪经，皆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以史迁考之，寥寥仅尔。若有搜遗经之功，立博士之典，史迁尊信六艺，岂容遗忽？若谓其未见，则《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此为无古文之存案。”（卷二，五叶。）
天下遗文古事，毕集太史公，史传、谱谍之类则然，若经籍，则不必然。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艺文志》注，如淳引之）据之，藏书之府不独太史所管领，则史迁亦当有未见矣。《左氏》则献于张苍，不与壁中诸经涉也。史迁时，古文未立学官，河间虽立博士，唯以教授国中，其传不广，史迁未详得其事，以故略而不载，无足怪也。且史迁略而班固补之者亦多，如贾谊《治安策》、董生《天人对》皆是也。此皆出刘歆伪作乎？
康曰：“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卷四，六叶。）
又曰：“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同）
共王坏宅得书，在景帝时（《艺文志》云“武帝末者”，误）。盖其真本入中秘，其写本或留在孔氏，或传至河间，河间所得与共王所出本，非有二本也。河间立《毛诗》《左氏》博士，不立《尚书》《逸礼》等博士，则得书而未读也。至孔安国，乃读其《尚书》，以起其家。其事之先后，可求而得。《汉书》所叙，未尝矛盾也。
康曰，“《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划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卷四，七叶。）二本同出于鲁，其同源可知。篇数之同，无以怪也。
按壁中所出经传，与河间所得，《汉书》志、传所言，详略互见，今作表示于下：
辨刘歆窜改《史记》
康谓《史记》多为刘歆所窜改，凡《史记》中言古文者八条，《诗》《书》六条，《礼》二条，《易》三条，《春秋》九条，皆以为窜改。又引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证《史记》多经后人窜补。然至歆为窜入，则无一征验。但引《后汉书》注及《史通》载歆续《史记》之事。然续集不足以为窜改之证，且二书所言，疑据《西京杂记》为说，恐不足信。
康曰：“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卷二，三十七叶。）
按《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上）据之，宣帝时既传于世矣。其东平王求而不与者，自有说。按《汉书》，东平王初通奸犯法，久之，与太后不相得，元帝敕谕王及太后，又敕傅相曰：“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成帝时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遂不与”。（以上节文）是知王之求者，非唯求之，乃请读之耳。不能以此为外人少见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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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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