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伙也。而康云歆伪撰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今据《汉书》，考校书始末，曰：“成帝河平三年，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等校理秘书，歆与焉。每一书已，向辄录而奏之。绥和元年，向卒（据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之文推之）。二年，哀帝初立，王莽时为大司马，举歆为侍中，诏歆卒父业。歆于是作《七略》奏之。”（以上节文）上文所出诸书，除《易费氏经》及《分野》《章句》之外，并载在《七略》，果令歆伪作，则奏《七略》时既已成书，其下手当在成帝时。是时，向犹在，歆虽湛靖有谋，恐不能瞒欺其父也。是可以决无伪作之事矣。康又推歆伪作之本意，曰“篡夺孔学”。曰“翼成莽业”，今按《汉书》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歆惧诛，求外出（师丹，绥和二年十月为大司空，建平元年十月免）。哀帝崩，王莽持政，乃以歆为右曹太中大夫。”（以上节文）由是言之，歆欲与博士讲论古今同异，而博士不肯置对，是今学家之杜塞古学，而非歆之倾排今学也。故歆移书深以为憾，陈其立古文之意曰：“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又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是歆之意，实在广道术，非必欲倾排今学，况于篡夺孔子之学乎？且歆移书之时，莽未有逆谋，康亦自知其不通，又为其说曰：“歆始伪造经传之时，未有附莽之志。遭逢莽篡，固点窜其伪经，以近媚之。”夫歆欲立古文诸博士，已见其书矣，安得从后点窜之？且自歆复用，至莽居摄，中间仅五年耳，而其四年已有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之事，则不得不谓歆点窜在两三年中，虽以歆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决非得为之事也。是歆伪作本意，已无可推论焉。盖歆其人，非有远大谋虑，唯自恃才力，汲汲成名，始入秘府，得见古书，乃欲治博士未治之学，是以专攻《左氏传》，研究《逸书》《逸礼》。及其父卒，年少气锐，即欲建立古文，责让博士，已而惧罪外出，幸获王莽推挽，复得使用，于是依附曲从，唯恐失之。故居摄篡位之谋，非由歆出也。《莽传》曰：“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道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悦，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以上节文）此可以见矣。故歆之于古文、于王莽，皆非若康之说也。康于所谓伪作诸经，各有考证，今举其最妄者辨于下。
《易》
康谓《序卦》《说卦》，歆所伪窜。其云《费氏经》亦出伪托。按《易》不经秦焚，与壁中诸经不相关系，但由《费氏经》与古文同一语，遂诬为歆伪作，然无证验，不须与辨也。康又以《说卦》为京、焦学者伪托。
康曰：“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卷三，七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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