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臣报》之访事人前日赴本港巡捕署,与康有为问答各节,经已译录,兹再述两报所未尽者。”
“康有为云:‘皇太后现有一子,年华方富,已封为晋亲王〔?〕,将必令其入承大统。’康又云:‘本年四月二十八早五点钟,皇上御仁寿殿,召我入见,奏对阅两点钟之久。其时正当俄人割取旅顺、大连湾之后,皇上垂询各事,甚为恳切。上此时宵旰忧劳,精神锐减,幸圣躬素本强健,故能日理万机。上眉目清秀,仪容修洁,鼻直而额圆,手长而指纤,且聪明天亶,与仁爱慈祥之念,一望可见。圣体之修短,适得中度,而其仪表之超越,无论满汉人,俱不能仿佛。是日,御平常冠服,而所御之衣,系绣有团龙者。初升殿时,由内监护卫,御黄幄,登宝座,蟠两足焉。既而屏退内侍,只系我在上前造膝敷陈。皇上频频注视堂帘,似恐有人探听也者。御前陈设长案,中置二蜡炬,正中布有毡毯,以备大臣拜跪,我只跪于一隅。至垂问已毕,始蒙叫起,所有问答,皆用清语。上谓我进呈之书,甚为有用,能闻〔开〕民智。我又将中国之积弱不振,经日前具折奏闻者再行陈奏。上谓我言甚是,此皆守旧诸臣之误朕等语。我言中国虽弱,及今挽回未迟,因将普法之战对上陈说。我谓法国所赔军饷,比之我国之赔偿日本为数尤巨,而且法国失地两省,中国仅失台湾,为时未几,法即悖然而兴,而中国则赔款割地,已阅三年,未见稍有振作,实难索解。皇上垂听至此,尤为留意。还问我可言其故否?我奏称法国挫败后,谆谕国中人民,务须尽除旧习,力行新政,冀得回所失之地。斯时法人同心戮力,上下如一,所以转机如是之捷。今者中国守旧诸臣,依然固执成法,不知变计,所以此三年内较之中日未战之前,更有江河日下之慨。我又言日本变政一事,其艰难数倍于中国,因日本亦多守旧之臣,比之中国旧臣,其权更重,惟赖日皇乾纲独断,择年力富强而具有才识之士,俾以政柄,又复派员出洋访求善法,以匡辅国政,故能收效神速耳。又言俄皇彼得如何变法,恳皇上以法、日、俄三国为程式,自可立著奇功。倘虑及人才不敷,则无妨借目异国,而借材之法,当先求之英国,次则美国。譬如欲成一衣,须有如许布帛,又须善为裁剪,欲营宫室,必先绘定图室,而后鸠工庀材,此乃不易之理。我所虑中国难于振兴者,以现时所行各政,诸多缺憾,既欲改变,而又如建宫室者,本绘图而失储物料,如制衣服者,尚布帛之未备,又遑论夫裁剪乎?今中国如一日久失修之屋,败坏已极,必至倾颓,非特急宜兴修,且须全行拆卸,再植其基,始能有济。若为旧习所蒙蔽,则终无见功之日矣。我国之旧臣,固属不习西法,亦不知西国之何以兴,即令其尽祛〔成〕见,改弦更张,亦断无成效可睹。譬如进缝纫之人而责以烹饪,以修容一事而属之舆台,未有能胜其任者。此等细事,皇上亦必慎选其人,量能任使。况事关家国之重,可以委曲迁就乎?上闻此说,谓现时太后秉权,不能将旧臣罢退,我国旧臣虽不能退,仍可使新进之贤才日在左右,借以赞襄密勿,如是亦获益不少。上谓朕素知旧臣不欲讲求西学,以维持中国,朕亦无如之何。我奏称诸臣事烦任重,又或精力已衰,虽欲舍旧图新,每虞有志未逮,其由科甲出身者,所学皆为无用。皇上欲兴中国,非先废八股、改制科断断不可,未晓能见诸施行否耳。上谓朕素知中国士人所学之无用,不若以经济取士,始能借济时艰。如尔所言,自当切实举行也。我又请派宗室人员出洋游历,以增见识。并言我意中所欲陈奏者,尚不止此,容异日再行入告。上谓中国臣工皆不及外国廷臣之善于兴事。我谓圣上曾将宝星颁赐李鸿章、张荫桓两人,是亦西国褒功之典,皇上何不降谕改行西法,使臣下不知所率循。上笑而不言。少顷,我即退出。’云云。”
其三,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台湾日日新报》连登《游清纪语》,载伊藤博文、康有为谒谈情况,已辑附在拙撰《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之后。
其四,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五版有梁启超《致山本梅崖书》,已辑入《梁启超佚札辑存》内。
其五,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三版“志士诗稿”,有康有为“何气葱葱郁郁哉”诗、梁启超《去国行》。又杨深秀《狱中诗》三首,误作谭嗣同诗。
其六,明治三十一年,当戊戌年,报中留存变法资料颇多,尤以政变后资料为可贵。如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辨驳谤书》,先载“据传清国康有为寄书上海新闻报馆诽谤清宫内事”,继登梁鼎芬《辨驳书》。查梁书虽见刊录,而“据传”之康氏“寄书”,则未见露布[2]。同年十二月八日有《清国六士传》,录《谭嗣同传》[3]。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连载《康工部求救文》,末录光绪“密诏”;另于外务省档案中取得康氏《奉诏求救文》,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抄呈外务省者,与此正可勘复,当另文考核。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载梁启超在日本演说,此等资料,均与研究戊戌政变与康梁思想有关。
[1] 参《守屋善兵卫年谱》,见《守屋善兵卫追悼录》第241—248页,守屋善兵卫追悼录编纂事务所发行,非卖品,昭和十年(1935年)十二月十日发行。
[2] 《辨驳书》见《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收入《觉迷要录》。康有为《来书》,原载《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已辑于拙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之后。
[3] 按:即《亚东时报》第四册所载逸史氏《六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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