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对康有为所云“刘歆伪作经传”之说，予以考辨。认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之时，“莽未有逆谋”，王莽“居摄篡位之谋”，也“非歆出”，所以刘歆伪造经传“助莽佐篡”是“不足信”的。接着，逐经论列：认为康有为以为《易》“《说卦》为京、焦学者伪托”，是“不善读书”；《尚书》则引段玉裁、王鸣盛诸说，认为“孔安国传授流派，极为明晰”；《毛诗》则郑玄“已知之”，它的传授年代，也能“略符”；《礼经》则高堂生所传，只是《士礼》，“言《士礼》备于十七篇则可，言孔子所传之《礼》备于十七篇则不可”；《礼记》“亦出壁中，而传布最早”，“大小戴各删取其书，宣、元以后已行于世，康不得诬为歆作”；《周官》“则在成帝时，众儒已排”，这时刘向方校理秘书，“歆安得伪作欺父”；《乐记》也不是刘歆伪造；《左氏传》“本主事实”，“非《左氏》书全无书法”，康有为说刘歆“改《国语》为《左氏传》”，“不免矛盾”；康有为以《论语》中“《足恭》一章为窜入”，是“妄言”；对《孝经》《尔雅》也有考辨。
《考辨》认为，康有为以为“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是“妄言骇人”。
可见《考辨》对《新学伪经考》是做了比较广泛的“订其所误，祛其疑而说之”的。
《新学伪经考》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是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未曾上达之后、公车上书发动之前撰述和刊印的。它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是为了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从而拔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作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
如果胶柱于学术来衡量《新学伪经考》，那么，书中确有武断之处，就康有为攻击最力的《左传》《周礼》而言，说什么“《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但王莽的封地四等，即不同于《周礼》，而大致与《王制》相仿，它不是与王莽的“更法立制”完全相同的。况且《周礼》一书，《大戴礼记》曾经引用过，司马迁、匡衡也曾引用过，无论如何不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的。近人对《周礼》的制作时代的研究，虽至今尚有分歧，但一般都是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是西汉末的作品。《左传》的出现虽然较晚，古代也无确切的记载，但其中史料却源自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书，它的体裁既和《国语》不同，即就文字风格看来，也决非汉代的文体，也不是如康有为所述，是刘歆从《国语》窜改而成的。《考辨》对《新学伪经考》“订其所误，祛其疑而说之”，有些考辨，尽管文字简略，还是中肯的。
然而，《新学伪经考》不是单纯学术著作，它出书以后屡遭毁板，也不是因为它对经书的考辨，而是因为它侵犯了封建统治秩序，破坏了旧传统。1894年，就有提出毁禁的折片，说“六经如日月经天”，汉儒、宋儒既有功于经，清政府又“重道尊经”，垂为功令，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是为了他“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而请毁禁[4]。此后，王先谦、叶德辉指斥《新学伪经考》为野说、邪说、诐词，也是为了保卫“圣教”，为了防止“煽惑”人心，违忤“圣教”。他们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而对《新学伪经考》的“狂悖骇俗”，深恶痛绝，于是不择手段，肆予破坏。
《考辨》还是囿于学术范围对《新学伪经考》提出责难，对它“逆乎常纬”的政治意义及其当时予传统冲击的意义，却未能触及。
《新学伪经考》出书以后，加以阐扬诠释之书有谭济骞《伪经考答问》，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在湖南时务学堂的讲学和答问中，也屡次称引康说。对《新学伪经考》提出异议的有洪良品、朱一新等。至于封建顽固派则集矢攻击，可见它在国内影响之大。如今看到《考辨》，说明它在日本也有影响，康有为读其稿后，还在题诗中以之与洪、朱相比，说是“日本乃亦有人为之，洵佳语也”，那它也可说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一段掌故吧！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PDF
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自戊戌至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