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颇多接触。特别是他初到日本时，曾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上书，展开“勤王”活动；又撰写《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宣传变法维新，鼓吹政治改良，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复辟。此后，又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
我在日本访问期间，曾注意搜集康、梁佚文，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征集了部分函札。其中《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抵日本时写的，对资产阶级的“勤王”活动极有参考价值；《致柏原文太郎书》等过去也未曾露布，特辑录一起。
梁启超旅日时间很长，散存在日本的函札一定不少，如果能提供线索，进一步发掘，那对《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和《梁启超年谱》的进一步整理，将更有帮助。
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
梁启超、王照泣血百拜上书伊藤君侯、林公使执事：
虽然，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寡君英明勇决，知无不行，数月以来，凡敝邦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读，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观。深知非变法不能自存，故毅然排众议而行之，虽条理次第未尽详密，然所以不能按次第而行者，则由大权不在寡君之手也。大权不属，故大纲不能变，只能变枝叶，黜陟不能施，故徒托空言，内外臣等知寡君之无权也，故虽屡下诏书，而莫肯奉行，寡君亦无如之何。此数月以来，敝国办事艰难之情形也。使寡君而有全权，其所办之事，岂止于此而已哉！其必能成就敝国之自立，而保全东方之大局有断然矣。今寡君既有不虞，敝国复何所望？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若执事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则非独启超等之幸，实敝国四万万臣民所同感戴者也。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敢披沥心腹，陈于执事，惟哀而察之。
八月十二日
贵邦军舰大岛中
再，数日以来，闻北京志士被逮下狱者不乏其人。敝邦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今〔所〕被逮者，多血性男子，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复〔振〕之时矣。且彼之捕志士也，并非奉有诏书，特出提督府满洲数人之意而已。如此肆意荼毒，未知底止，真令人发指眦裂。狱中人士如谭嗣同、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皆豪杰之士也，不识大国能仗义设法救之否？或在总署恫喝胁制之，或就中有西乡隆盛公其人者，脱于死而佐大业，未可知也，并乞留意焉。
启超、照又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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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自戊戌至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