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外国人书简》七八，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1898年）。查戊戌八月初六日“政变”起，梁启超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乘日本大岛兵船而东，此函即在大岛舰中所书。函中所言慈禧、光绪事，与梁氏后撰《光绪圣德记》相泐，审系梁氏亲笔。又言慈禧亲俄，请日方营救谭嗣同等，且与王照同署，知梁氏与王照这时旨趣相同，与后来和王照牴牾有别。
致大隈重信书
梁启超、王照再拜上书大隈伯爵阁下：
启超等以羁旅远人，承贵政府之不弃，优加保护，庇之以使馆，送之以军舰，授餐适馆，宾至如归。在贵政府则仗大义以周旋，在启超等则感深情于无既。舍馆既定，辄欲晋谒，面致谢悃，并欲有所陈说，曾托小林、柏原两君代请赐见之期，数日未得闻命。想我公政余鲜暇，或亦秘密斯举，深避嫌疑，未便接见。用是不敢固请，惟胸中所怀欲陈者，请得以书一一言之。
敝国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皇上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旦能享之也。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甲午年之窜安维峻，乙未年之褫长麟、汪鸣銮，革文廷式，今年四月之逐翁同龢，皆此类也。盖其意务欲翦尽皇上之羽翼，去尽皇上之腹心，使皇上孤立于上，然后能任其所欲为，此历年以来西后掌权之实情也。然使既夺其权，而能举其职，则亦何伤。无如西后之政策，惟一意求俄人保护，甘心为奴隶，但求北京之无事、颐和园之安全，虽尽割全国之膏腴，尽弃全国之利益，亦所不惜。皇上痛心疾首，无可如何。去年以来，胶湾诸港，相继割弃，于是康先生伏阙上书，痛哭言事，极陈若不改革，则国必不立，其言哀恳切直，感动上意。于是皇上变法之意益决，于四月廿三日大誓群臣，宣改革之意；于同月廿七日召见康先生，询变法之略。康先生请皇上以俄前皇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法，因进呈《日本变政记》二十卷，谨述贵邦三十年以来改革之情形，参以敝邦特别之状质，斟酌损益，条理秩然，皇上见之，益信改革之可以成，就将次第举行。而满洲诸大臣以为变法不利于己，共思借西后之力以阻挠之。其满洲大臣之最奸雄者，则荣禄为首也。彼等思阻挠变法，非废立皇上不可，因与西后定议，命荣禄出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之三军，而定期于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其意盖欲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也。此意凡为满洲大臣莫不知之，汉臣中亦多知之者而不敢言。翁同龢最忠于皇上，因力谏天津之行，遂以罪去官。自此以往，更无敢言者矣。
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启超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真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真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无一毫自大之见，无一毫恋旧之习。使皇上能有全权，则期月三年之间，必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尽行欧米之良法。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之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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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自戊戌至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