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是我在旅居日本期间搜集整理的近代史料、调查访问、讲课记录的结集，以及由此写出的一些论文、札记，共分四卷。
卷一收录论文十一篇。
《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主要论述伊藤博文和戊戌政变的关系。查伊藤博文于1898年9月来华，9月20日，觐见光绪帝，第二天就发生政变。他的来华和政变发生有无关系，过去还缺乏专文讨论。我认为，康有为主张仿效日本，变法维新，而伊藤博文正是明治维新事业的助成者，他的来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见到伊藤表示“快慰”，伊藤对中国的维新运动也表示“垂注”。然而，伊藤的意向，光绪的动态，又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猜忌，促使后党发难，加速了政变的步伐，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生政变。因此，他的来华，和政变发生有着直接关系。
《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刊录了《诡谋直纪》全文，确认它是毕永年的手笔，是政变前夕改良派密谋的原始记录。他们认为袁世凯“可用”，想叫毕永年“往袁幕中为参谋”，“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毕永年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并“尽以密谋告袁”。从而论述袁世凯告密一事，无可怀疑。
《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一文，对“密诏”的来源、露布及刊发中的变动进行考核，认为“密诏”曾经过康有为的改篡。由于第一道“密诏”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的话语，康有为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最初发表时只有“迅速出外”，这个“出外”，对照当天光绪公开发出的明谕，是“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出外”是叫他离开北京。后来康有为加成“出外国求救”，这样，两个“密诏”便成为“奉诏求救”的根据了。
《康有为、章太炎的流亡日本》，是应日本朋友之约专门撰写的。康有为、章太炎在戊戌政变后数度流亡日本，然而，一个由“勤王”演为保皇，一个由“革政”转向革命，一个饮恨而返，一个载誉而归。论文对他们流亡日本期间的活动加以爬梳，试图清理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递变迹象。
上述四篇论文，是我利用日方资料，对照其他文献，重加论列的，如伊藤博文的《清国旅行日记》，森泰二郎的《晤谈节略》《清国皇帝陛下谒见次序》，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其中很多资料未曾发表过，今将原文译出，作为附录。
另外七篇，都是关于章太炎在戊戌、辛亥间的论文。有的是论述他在日本的活动和交往，如《章太炎和馆森鸿》《章太炎的〈社会学〉》《关于亚洲和亲会》；有的则是和他旅日有关的，如由避地台湾到迁居日本，由割辫到革命，以至和孙中山、光复会的关系等。这些论文，有的以前承日本友人提供资料，有的则是刊发后续有新获而予补充的。这些论文，都已译成日文，一并汇辑附此。
卷二是我在旅日期间于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等处发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其中有宗方小太郎在辛亥革命后关于中国政党结社的报告，有记载1900年自立军起事的《井上雅二日记》，还有孙中山、黄兴、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熊希龄，以至善耆、铁良、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书札、笔谈。这些资料，对研究戊戌、辛亥间的历史，极为重要。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报告，是研究民初政党的有用材料；《井上雅二日记》对自立军会议的时间、地点以至起事始末、宣言檄文，留存了一份原始记录；孙、黄、康、梁的书札、笔谈，也可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活动情况。此外，守屋图书馆收藏的《台湾日日新报》载有康、梁及章太炎的佚文；立命馆大学收藏的《新学伪经考辨》，则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书不久日本唯一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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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 癸未月 辛亥日 辛卯时
自戊戌至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