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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_汤志钧(前言) 第(2/2)页

卷三是我在东京、京都、神户的讲稿。赴日以前,本来约我讲三个课题,即《戊戌变法和康有为》《辛亥革命和章太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后来讲课增加了,题目扩展了,根据日方要求,先将讲稿印发,报告时只述要点,连同翻译限在一小时以内,更多时间留作提问解答,讲稿就是当时印发的,现在也不做任何更动。日本友人的提问很有学术价值,我也把它连同当时的解答如实记录,辑成一卷。

卷四是遗迹调查和访问记录,其中有对康、梁在日本的遗迹访问,有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孙文研究会的情况介绍,也有参观日本名胜古迹和著名图书馆的感受。同时,把与之有关的中、日文资料适当汇辑,如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的资料,梁启超及其同人的邮件检查,以至辛亥革命后大阪、神户的反映,等等。

本书的内容,大体如此。

中国和日本,鲸波渺渺,一苇相通,有着悠久而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研究中国历史,就不能忽视中日的交往和日方收藏的图书档册。

过去,我在整理康有为和章太炎的论著时,总感到他们留居日本的时间很长,一定有资料留存,即使是片鳞只羽,也是弥足珍贵的。1978年以后,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我看到了一些留存在日本的论著、散札,更感进一步求索的必要。1983年11月,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至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学和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专程相邀。我想,这次访问,除讲学任务和学术交流外,顺道查访和中国历史有关的资料,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时间仅六个月,书档如烟海,怎样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寻觅这无穷的资料呢?当时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古籍善本,二是近代史料。

这样,我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在东京,先后参观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档案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东京大学文学部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还有明治文库,为了查阅《台湾日日新报》,访问了守屋图书馆。在京都,参观了京都大学图书馆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饱览书藏,饫闻瑰诡,获得了不少可贵资料。

应该说,这些资料是在日本朋友的热情帮助下获得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滨下武志助教授、坂元弘子女士陪同我参观了东京大学几个图书馆,户川芳郎教授陪同我参观了静嘉堂文库,中原まずゑ女士、毛里和子女士陪同我参观了国会图书馆,藤井友子女士、大里浩秋先生陪同我参观了外务省档案馆,小岛淑男教授、山根幸夫教授、久保田文次教授陪同我参观了东洋文库,阿川修三先生陪同我参观了守屋图书馆。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教授除寄赠《拙存园丛稿》《新学伪经考辨》和不断提示线索外,还使我看到了京都大学珍藏的山井鼎校本《七经孟子》,狭间直树教授、森时彦先生更亲陪同,检索书藏。此外,冈山的石田米子助教授、京都的坂出祥伸教授、大阪的彭泽周教授、神户的陈德仁先生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还有久保田文次教授、松本武彦先生、藤谷浩悦先生陪赴横滨,古岛和雄教授、近藤邦康教授、田岛俊雄助教授陪赴箱根,北山康夫教授陪赴奈良,山口一郎教授、陈来幸女士陪赴须磨,等等。如果不是日本朋友的支持,是不可能获得这些珍贵藏本的。因此,这里也凝聚着日本朋友的友谊,他们在百忙中联系奔走,甚至在朔风凛冽、雨雪霏霏的天气下驱车引导,深情厚谊,使我永难忘怀。

1984年回国以后,在上海、南京做了访日报告,江苏古籍出版社约请撰书出版,我也答应了。但不久又两赴香港,一去美国,自己手头还有其他研究任务,岁月蹉跎,卒卒无暇,直到最近才勉予整理,汇成四卷。

这四卷的内容,都和我专业研究有关,也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方面,原拟定名为《从戊戌到辛亥》,又因它是旅日期间积累撰成的,似乎还得有个“书名”。然而,腹笥甚虚,苦无佳称,经商请郑逸梅老人,题为《乘桴新获》,并蒙谢稚柳先生题署,谨此布谢。至于日文资料,也有好多同志协同翻译,已在每篇之后,注明译者,这里就恕不一一列举了。

汤志钧

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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