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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_陈宝良(三、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第(1/25)页

明代社会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自明代中期以后,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无不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动**与变迁时期。社会的动**与变迁,势必导致由法律与礼制所组成的国家控制力量的削弱,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获得了较多自由活动的空间,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显得多姿多彩。

进而言之,社会的整体变动,同样导致传统儒家伦理面临来自商业社会的诸多挑战,并使其陷入困境,诸如儒家“五伦”的排列顺序受到了质疑,夫妇或朋友两伦已经上升为五伦之首;儒家的“五常”也受到了很多经商者的怀疑,甚至发展成为有人骂“五常”为“五贼”的极端之例。[280]即使是五伦中的夫妇一伦,同样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如妇女不再对男子逆来顺受,随之在当时的妇女中出现了“妒妇”与“悍妇”现象,与之相应的则是男子“惧内”之事亦不乏其例。[281]至于士大夫为妇女在男女关系中所处地位之卑贱而鸣不平者,更是大有人在。在此基础上,妇女的群体人格也发生内在的转向,亦即从礼教闭锁世界中的妇女人格,转而变为一种多样化的妇女人格。

与此相应,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出现诸多的转向,诸如:通过君子、小人之辨,士大夫对君子、小人持较为理性的看法;面对生死抉择,士大夫的生死观念出现儒、佛、道合流的倾向;面对出处、仕隐的选择,士大夫开始对“心隐”有所肯定,随之而来者,则是“大隐”观的崛起及其勃盛;面对忠孝、节义的抉择,士大夫转而持忠孝可以两全的观点,并对传统的气节、节义观念进行审慎的理性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新的节义观念;通过对英雄观的全新疏理,士大夫确立了英雄崇拜的观念,进而通过英雄、大众之辨,一种重视平民大众的观念得以确立;通过文、道合一与文、武之辨,文、道与文、武合一的趋向开始形成;通过雅俗之辨,并经过由雅趋俗或由俗返雅的过程,使雅俗两分演变为雅俗兼备。

明清易代,两朝鼎革。随着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明代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历程戛然而止,甚至开始出现波折与倒退。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一)礼教秩序的重建

正如研究者周启荣所言,为了改变自己的历史境遇,清初的儒家学者在探讨道德、经典知识和社会秩序时,更强调礼的中心作用。礼开始影响各种各样的思潮,诸如纯粹主义和古典主义,试图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以便更好地应付一大批自晚明以来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在清初,思潮的主流是与绅士试图改革文化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文化已在16世纪因受商业化和都市化的影响而出现戏剧性的转变。于是,清初强制取缔都市化文化的各种形式。清初的礼教主义者通过扩大家族关系的束缚以强调道德修养或增加社会团结,目的是为了有助于重建绅士作为地方社会中思想、道德和社会的领导者。[282]

1.礼教的重建

通言之,满洲铁骑入关,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清两朝易代、鼎革,势必会对士大夫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其结果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在清初,保守的文人学士力图把僵硬的道德准则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康熙年间严查禁止小说、戏曲的行动,已经足以证明,清初的统治者从“正人心,厚风俗”的目的出发,将小说、戏曲视为“败俗伤风”的“非圣之书”而加以禁绝。[283]

清初重建礼教的过程,大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礼”与“情”的关系问题上,重新转向以“礼”抑“情”,导致士大夫的妇女观开始趋于保守。晚明妇女自我意识增强以及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变所带来的妇女解放的一线光明,至清初已被理学的乌云遮盖得一无所有,妇女仍然落入礼教的重压之下。这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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