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蓄婢的军人家庭的比例仅次于政府部门职员，占17.4%。自晚清起，军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明显的改善。随着清末中央权力的削弱，握有军权的军人的地位、作用在提升。民族危机和社会混乱也加重了军人的分量。报人王新命曾感叹，“在科举已废的今天，30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18]。20世纪，中国的军队组织阶梯并不仅仅代表职业地位，它有广泛的含义，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军队等级越高，他就得到越多的尊敬，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得到更大的政治权利，能够影响更多人的生活”[19]，也就是说，一个军人的级别是与尊敬、财产、政治权利相关联的。特别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凭借武力占据地方，不顾法律与民意，任意压榨庶民，两三年间便成为富豪。这些人成为富豪后，生活奢侈，家庭中除雇用男女仆人外，往往也蓄有婢女。在蓄婢的军人家庭中，既有地位显赫的军长、旅长，也有一般的团长、营长，如“奉军旅长”宋一勤[20]、“陕西陆军第一师参谋”冉寅谷[21]、“20师骑兵团20团驻陕团长”王佐才[22]、“陕西陆军第一师礅兵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马兆熊[23]、“两湖巡阅使署参议”胡锐[24]，等等。山东督办太太需要婢女时，还特派专员到北京妇女习工厂选人。[25]曾在北京近郊居住的美国公理会的凡妮·S.威克斯夫人，在谈及她的邻居时曾经讲道，“如果我们到胡同的东面最近的一家看一下，便会发现这儿住着真正的富贵人家——一个军人家庭。家里的男人和一个男孩（男孩是儿子还是兄弟，我没有搞清楚）都在兵营服役。有时人们偶尔会看到他们端着黄铜脸盆，到门外去倒水”，他们穿着绸缎衣服，家中有一位买来的婢女，婢女“穿的是印花棉衣，笑起来时脸上的麻点很显眼”。[26]其实，在蓄婢家庭的职业分类中，“军人”和“政府部门职员”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因为民国时期有些人既是军人，又在政府部门中任职，如杜澐既是陆军上校，又是“陆军部军学司一等科员”。[27]
第三，一般商人家庭也蓄有婢女，但与政府职员、军人家庭相比并不突出，仅占6.8%的比例，如“金龙汽车行经理”陈仲钧[28]、“开木厂生理”的高王氏[29]、“开鸿庆茶庄”的朱姓[30]、“古董商并安立洋行华副经理”陈绪彰[31]，等等。这种现象与北京的城市特点有明显的关系。北京是政治中心，不是商业或工业中心，它既不靠海，也没有江河从中流过。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工具，但还是比较落后。北京周围地区不生产作为制造业原料的农作物。1900年庚子事变后，“外国势力进入北京，但是这里却几乎没有发展任何现代工业。北京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开放的口岸。这里不给外国人发展制造业和经营商业的权力，而且强大的政治影响和专门的进口税也阻止了中国人办工厂。北京城里的商业，主要涉及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服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许许多多规模较小商店来经营”[32]。因此，在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蓄婢家庭中，商人并不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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