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表中有“教职人员”一类，占4.5%。自清末新政始，作为政教中心，北京开始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到1907年，北京已有各类学校200所，教师1300名。[33]高等学校除京师大学堂外，还有京师法政学堂、陆军贵胄学堂、法律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医学专门学堂、清华学堂、高等巡警学堂、测绘学堂等以及教会办的汇文大学、协和医学院、协和女子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北京成为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心。大学教员的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上层。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定》，对专科及大学学校的职员工资收入做了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专任教师月薪180元至280元。1917年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职员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三等，其中一级正教授月薪400元，二级正教授380元，一级本科教授280元，二级本科教授260元，一级助教月薪120元，助教的最低月薪50元。[34]和上海相比，北京物价低廉，服务过剩。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对于一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来说，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包括伙食、房租、交通等费用，80元已经很宽裕了。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能够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35]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36]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从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37]陈援庵教授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上千元。[38]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的李书华，1922年至1929年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据他回忆，北京大学教授的待遇最高薪是每月280元，也有每月260元或240元的，即便是助教的薪水，大概每月也在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北京的物价比较便宜，一个小家庭，每月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39]。这些事例表明，当时教职员群体多半能够获得比较优厚的经济收入，从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在所查阅的资料中，涉及蓄婢家庭的教职员也多为大学教授或教员，如“北大教授”梅壁新[40]，“学校教员”林瑞堂[41]，“众议院议员、中国公学大学部校长”黄云鹏[42]，“大学预科北京师范学堂教习”谬承金[43]、“中华大学校教员”徐世藻[44]，等等。他们虽然不像上层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但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蓄养得起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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