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婢女来源构成
北京地区的婢女都来自哪里？现存的关于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调查研究，几乎无一涉及婢女问题，更不会提及婢女的籍贯地。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有关于婢女籍贯的线索，现做如下统计（表2.4、表2.5）。
表2.41912—1937年北京婢女籍贯
表2.5 北京籍婢女的地域分布
由表2.4可知，籍隶北京的婢女位于首位，占总数的20.6%；籍隶直隶或河北的位居第二，占12.3%；其次为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省。从一个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婢女多来源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其次是中国中部和东南部等地，边远省份的较少。在边远省份中，籍隶西南的多于东北、西北的。这种情况与上述蓄婢家庭的籍贯相对应，即许多外省籍人士会在原籍买婢女并带来北京。山东籍婢女也比较突出，占了5.8%。上文中提到，在北京的蓄婢家庭中，广东籍占有优势。然而，从统计可以看出，广东籍婢女并不占优势。
除北京、直隶外，四川籍婢女明显多于其他诸省。民国初年，四川人口数量不但保持了清末时占全国总人口10%的比例，到1937年更进一步上升到全国人口的11.4%。[98]四川省人口多，基数大，加上军阀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据吕登平所著《四川农村经济》一书记载，1928—1936年，“四川灾祸无岁无之，且荒区日益广扩。二十二年（1933年）、二十三年（1934年）水灾之酷为前所未有”[99]。农村中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不堪忍受兵匪灾荒和拉丁派款等重负而流入城镇（如成都、重庆等），在人地两生的境遇下，人们为了生存，就将女孩子送到（或卖给）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去。另外，四川军队“近数百万，每一县中，多则一师一旅，少则三团四团，乡镇中，亦多有一营至二三连”[100]。民国时期，军人是一个刚兴起的“暴发户”，也是蓄婢的重要主体。前文中提到，许多军人将家眷安置在北京，因此就促成了四川籍婢女的名列前茅。
很多婢女与主人籍贯相同，他们原为同乡，因为这些婢女是从前在原籍买得，因家主来京谋职生活，婢女也跟同来北京。例如，在四川，婢女小林9岁时，母亲以“四十吊钱”把她卖给了邓汉祥。邓汉祥到北京任陆军部咨议官时，她也跟着邓汉祥到了北京。[101]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辗转价卖。比如，因为家里贫苦，在菊子13岁时，父母把她卖给了“重庆府吴公馆”当婢女，卖价10元，吴某是湖南人，吴某回湖南时，把她带到湖南卖给了“湖南厘金局局长”王某，由于王某的“家眷”在北京，**也就随同王某来了北京。[102]
除外省籍的婢女之外，北京及其周边县与河北（直隶）是婢女的主要来源地。在北京周边20个县中，又以宛平、大兴为最，如表2.5所示。在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地理位置的因素占了较大优势，北京成为一个把幼女从周边地区吸引过来的中心。民国时期，北京近郊的人民迫于饥寒和生活的贫困，往往将女儿卖给城内的富裕人家为婢女。例如，“德胜门外大关北住户刘德顺，以卖菜为生，由于生计艰难，将其亲生的大女儿，以60元的价格卖给某宅当婢女”[103]。宛平人王玉义有6个女孩，2个男孩，由于家贫孩多，在第4女巧钗9岁时，他便以20元的价格，把巧钗卖给了林某家当婢女。[104]因此，贫困是婢女成因的基础。
北京的婢女，绝大部分在当地没有根，而且多半已与故乡断绝了关系，不知自己的父母姓甚名谁，有些甚至连原籍县名都不知道。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得她们在北京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当她们受到主人的呵斥或责打，无处投奔时，只能在街头啼哭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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