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黎黄氏案”与周馥奏折
1905年12月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收到一个传教士从镇江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称，有一艘“鄱阳”号轮班即将到达上海港，轮班上有两个女子，她们“从内地拐骗了十几个幼女来上海贩卖”，电报要求巡捕房将这两个女子“捉拿归案”，释放被拐骗的幼女。6日晚，“鄱阳”号轮班停靠在上海码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捕头木突生抓捕了“人口贩子”黎黄氏等人。[32]原来，黎黄氏的丈夫黎廷玉在四川任职，因病亡故，黎黄氏在仆人的陪同下，带同15名婢女，扶黎廷玉的灵柩转道上海，回广东原籍安葬。黎黄氏所携带的婢女，大的14岁，小的八九岁，都是四川人，她们“大都为自己伯叔携至重庆售卖，其身价每口最大者仅十余元，小者六七元而已”，捕房探目指称黎黄氏是“人口贩卖的案犯”，把她“拘于捕房”。[33]12月8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了“黎黄氏贩卖人口案”。会审公堂的陪审员英国副领事认为，一个女子携带多名幼女，既不是亲属，而且又携带有买卖凭据，当然有拐卖人口的嫌疑，主张把黎黄氏连同婢女押进西牢。中国谳员关絅之认为，黎黄氏的丈夫“宦游在蜀”，所携女子除亲生外，都是亲友托购的婢女，有身价凭据，“且行李多至百余件，似不能遽指为诱拐”[34]；况且，黎黄氏是朝廷命妇，“官宦人家，往往蓄婢成群，故不能诬黎黄氏为歹人”[35]；若要定黎黄氏的罪，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她拐骗人口的证据。于是，关絅之就宣布中止审讯。[36]在应该将犯罪嫌疑人黎黄氏关押在何处的问题上，关絅之与英国陪审官德为门发生了冲突。关絅之认为，应该把黎黄氏等人押在会审公堂的女押所，“听候处断”，德为门则坚持将“人犯”押入西牢。在双方磋商无果的情况下，关絅之让差役将黎黄氏等人带往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女押所，德为门则令捕头强行殴夺。在混乱之际，英捕头用烟枪打人；西报馆的洋人，也充当帮凶，用竹筒打人；另有西捕、印捕、西探多名，也混入打人的行列。结果，有两名差役被殴伤，多名观审的商民也被打伤，黎黄氏等人被巡捕强行带往西牢收押。[37]媒体在报道中谴责了德为门及其巡捕肆意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
这一“抢人事件”不但引发了上海商民的抗议，也引发了粤籍商董的强烈不满。原来，黎廷玉的父亲黎植生长期在重庆经商，是“广东本帮董事”，黎廷玉病故后，黎植生“特托同事及同乡亲眷偕同寡媳幼子”，携带婢女，转道上海回广东。[38]上海的广东肇庆公所的董事徐润等人，照会上海道，请求释放黎黄氏，称“黎黄氏以官眷扶柩回里，同行之人，非亲即伙，均是有来历之人，所携各婢也均有身契可验，捕房凭空诬为诱拐，全数拘入捕房，夺去行李，置呈验护照、身契于不问，并酿成哄堂夺犯交涉，以致黎黄氏等久押西牢，实属冤累无辜，应即予省释并将行李发还，以息人言而昭公理”[39]。同时，广东肇庆公所的负责人还直接与工部局巡捕房联系，表示公所愿意作保，请求巡捕房放人。工部局巡捕房允许将黎黄氏等5人（不包括婢女）释放，但要求广东肇庆公所按每人500两银子交付保释金。[40]上海的广东全省绅商还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进行交涉。[41]
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上海道袁树勋、署理两江总督周馥先后与各国领事进行了高层交涉，清政府外务部也向驻京外国公使团提出抗议。在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示威群众火烧老闸捕房而被巡捕打死打伤的流血事件。面对不断扩大的事态，双方交涉中最后决定，今后会审公堂的中国女犯直接收押在公堂的女押所，不再送工部局监狱。因为关絅之的坚持，德为门也不再作为陪审官出庭。之后，德为门被调离上海，到镇江任职；捕头木突生，因工部局坚持，未做处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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