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事件，黎黄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她所携带的婢女是合法的，因为所有婢女都是她从四川买来的，并且有买卖凭据，按照清律，完全正当。虽然哄闹公堂案超越了黎黄氏买卖人口案本身，转移到了中国司法主权的问题上，但起因在于，捕房怀疑黎黄氏是人口贩子。捕房之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中国有大量人口买卖的事实，且是合法的。在西人眼中，人口买卖是野蛮的行为，在法律上是被严行禁止的。哄闹公堂案证明，在中国合法的人口买卖实是中外纠纷之源。
1906年3月1日，周馥以“买卖人口有伤天地之和，未洽文明之化”为由，向清政府上了奏请禁止人口买卖折，“以昭仁政而重宪法”。周馥在奏折中称，“中国三代盛时，没有买卖人口之事，只有罪人才为奴隶。周衰，始有鬻身之说。秦汉以后，变而加厉，以奴婢与财物同论，不以人类视之，生杀悉凭主命。到清朝时定例逐渐从宽，白契所买奴婢与雇工同论，奴婢有罪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治罪叠次，推恩有加无已然，仍准立契买卖。本源未塞，徒挽末流，补救终属有限。贫家子女一经卖入人手，虐使等于犬马，苛待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残酷有不忍言者。泰西欧美各邦近年治化日进，深知从前竞尚蓄奴为野蛮陋习。英国靡数千万金币赎免全国之奴，美国则以释奴之令，兵争累岁，卒尽释放，义声所播，各国从风。如今朝廷振兴政治，改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既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拟请特沛殊恩，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如违，买者卖者均按律治罪，其使用奴婢只准价雇，仍议定年限，以本人过二十五岁为限，限满听归本家，无家可归者，男子听其自立，女子主家婚配，不得收受身价，纳妾只准媒说，务须两相情愿，不得抑勒，母家准其看视，仍当恪守妾腾名分，不许僭越”[43]。
虽然从周馥的奏折中，看不出哄闹公堂案的直接影响，但应该与黎黄氏携带婢女所引发的公堂案有关。因为他的上折时间，是在他刚处理完哄闹公堂案之后。哄闹公堂案的发生，正是由于工部局捕房相信犯罪嫌疑人黎黄氏是人口贩子。哄闹公堂案虽然经过双方的谈判得以解决，然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检讨此次中外冲突，认为其根源在于人口买卖，遂有上折奏请禁革人口买卖之举。[44]然而，周馥的上折未及议奏，总办改革政治的特设机关——督办政务处就被裁撤，所以，周馥的奏折也被搁置。但是，周馥的上折实际启动了清末政府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律例的讨论。[45]
二、吴纬炳折与禁买人口条例
1909年1月1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奏请革除奴婢买卖的恶习。吴纬炳在奏折内称：“天地有好生之心，帝王以人民为本，方今预备立宪，全国人民其优秀者固宜随时培养，其微贱者亦须一视同仁，若以穷苦无告之民，听其互相买卖，沦为贱役，致令虐使、苛待，惨无人理，非人政所宜有也。查徽宁世仆，嘉庆年间早经开豁。浙江堕民，近已设立学堂，准其出业。新民善政，薄海交称。而奴婢一项，同居人类之中，竟列良民以外，在宪法固无偏枯之理，则皇仁方以普及为公，应请置买奴婢一事，永远革改。嗣后满汉官员、军民人等需人工作，衹准价雇作工，不准买为奴婢。凡纳妾者，衹准媒说，不准立契价买。其从前原有奴婢皆以雇工论，有犯照雇工科断，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各条，均予删除，庶国无贱民，皆欢欣鼓舞于圣仁之事。”[46]
吴纬炳奏折与周馥奏折的内容相近。由于周馥的奏折未被复议即被搁置，清政府就将吴、周的奏折一同下发给宪政编查馆办理。1909年12月21日，宪政编查馆与修订法律大臣一起，拟定了《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其禁止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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