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律》肯定了人口买卖不符合立宪政体首重人格的要求，不符合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圣人古训，更不是王道仁政之下的应有行为，从而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宣告了人口买卖的不合法性。它宣告了中国奴婢制度的终结，正如梁启超所言，“宣统元年颁行禁革买卖人口条例，而现行新刑律关于奴婢身分之各条文沿自明清律者亦已完全消去，主奴名义，绝对为法律所不容许，在立法事业上不能不谓为一种进步”[50]。《现行刑律》的修订，使原来被视为“物”的奴婢恢复了“人”的身份，在法律上消除了婢女身份。
但是，制度不完全等同于现实，清末禁令与法律很难杜绝延续几千年的婢女现象。况且清末时，整个社会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因为时局的动**而日益加剧。在生存和人格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单纯从立法的角度为贫困的人做出唯一的选择，可能有失偏颇。“就事实上论，女婢至今依然为变相的存在，男奴则自清中叶以来早已渐次绝迹，此并非由法律强制之力使然，其原因实在生计状况之变动与赋役制度之改良”[51]，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婢女现象即为证。“乡里有些强盗（富翁）人家，承继了祖宗的遗产，常用一二十元钱将贫苦人家的女儿买来作为婢女”[52]，有一位名叫彭务勤的作者讲道，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蓄婢的，“他们是富有的人家，当然他们也蓄有婢女”[53]。许多反映民国时期大家族生活的小说，也向人们揭示了当时的家庭生活与大量婢女存在的情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描写的婢女有十多个，如银屏、青霞、锦儿、甜妹、宝芬、桂姐（原为曾夫人的陪嫁婢女，出场时已是姨太太）、雪花、蔷薇、暗香、小喜儿、凤凰、金香、石竹等。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提到的婢女有六个，她们活跃于北洋政府时期上流社会中的总理之家。从这些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有势力有金钱之家，大都蓄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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