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全国具体有多少婢女，目前未见到确切的统计，只有零星的记载。广东废除娼婢妾运动会调查北京、上海、广东的娼妓以及广东人私蓄婢女的情况时，认为“世风不古，人道日坏，妇女沦为卖笑生涯而至供人婢妾者不知凡几，此皆万恶社会造成之也”[55]。据查，广东省广州市河南区3200户中共有19200人，其中有婢女1440名，若全市有100万人，平均而计，则婢女有72000名，若全市有200万人，婢女之数又会增加一倍；老城区每八家有婢女1名，推计全市有100万人，蓄婢家庭就有174000户，婢女有22000名，若全市有200万人，则婢女又会多一倍。集合各调查者所查之数，有婢女的家庭是283户，共有1698人，其中婢女有262人。所调查的78名学生中，有五分之二的家庭中有婢女。[56]1922年，国际联盟奴隶委员会报告，中国婢女总数当在200万人以上。同年，欧文爵士（LordOwin）在英国下议院演说时讲到，在香港，女奴数目有8653人，并称此后人数续有增加，又据香港反奴会（Anti-MuiTsaiSociety）的调查称，香港女奴数目已增至10000人。[57]另外，据厦门公安局的调查，厦门有成年婢女854人，未成年婢女1726人。[58]1936年，开封市公安局登记婢女134人。其中，未满16岁又无亲属者68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25人，有亲属有养赡能力者7人；满16岁无亲属者25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7人，无亲属者1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1人。[59]而上海360万人中，婢女有3000多人。华界100万人中，有1000多婢女，租界有2000多婢女，“尤以粤籍居户占最多数。豪富之家，常蓄着两三个婢女，有的是几位太太，就有几位婢女”[60]。在广西桂林市，“大约以环湖路可为中等以上家庭代表区，环湖北路第十甲共40户中，有婢女8人；榕坡路大约可为中等及中等以下家庭的代表区域，该路第一、二、三甲，105户中，也有12人”[61]。另据1948年的统计，“桂林有20705户，18万人，女性有12万人。假定桂林中等及以下之家庭为中等以上家庭的三倍，也至少有婢女2500人以上，占到女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较为严重性的数目”[62]。北京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都，是旧官僚的渊薮，是政教汇总、仕商云集之地，因此，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旧婢”“新婢”叠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1] 樊縯：《婢女与童养媳》，载《妇女与儿童》，1935（11）。
[2] 宵：《最苦的两种女子》，载《大公报·小公园》（天津版），1931-03-11（13）。
[3] 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载《清华学报》，1925（2）。
[4] 《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十月己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5] （清）刘子章：《节仆从以省扰累梳》，见（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6。
[6] 《清高宗实录》卷616，见《清实录》，第16册，9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5册，105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8]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卷17，235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
[9] （清）袁枚著，杨兵标点：《子不语》，28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0] （清）袁枚著，杨兵标点：《子不语》，2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1] 沁秋：《婢》，载《益世报·女子周刊》（北京版），1920-11-20（4）。
[12]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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