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婢女情感诉求
通过“买卖关系”进入蓄婢家庭、“丧失人身自由”的婢女，是“律比畜产”的奴婢。清代时，法律规定，奴婢“婚配俱由家主”[2]。民国时期，婢女买卖的契约中，也多写明“及岁婚配”“皆由主人作主”的字样。也就是说，蓄婢家庭有权决定婢女什么时候出嫁，以及嫁给什么样的人。
民国时期，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天赋人权思想、西方家庭制度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讨论也风起云涌。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嫁给一个她不愿嫁的人，在迎亲的花轿中用剃头刀自刎。“赵五贞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引起社会的热烈讨论。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十余篇，指出“赵五贞事件”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3]，赵五贞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者。“赵五贞事件”使多数女性青年认识到，要想解放，就要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婢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形象，在民国时期许多描写家族生活的小说中有深刻的反映。例如，《京华烟云》中，婢女银屏勇敢、大胆地与小主人姚体仁恋爱，但他们这种“逾越主仆尊卑”的感情，并未得到专制的姚母的首肯。姚母训斥并告诫银屏，“那么个小丫头，不要心比天高”，并企图通过将儿子体仁送到国外、将无所依傍的银屏外嫁来拆散他们，但机敏、有主见并对体仁“情深义重”的银屏，用出逃的方式，反抗主人对自己婚姻的随意安排。《金粉世家》中，婢女小怜虽有幸得到主人的“格外怜爱”，免遭各种皮肉之苦，但依旧不能左右主人“怀有私心”的择配，小怜为了追求自己的婚姻，大胆地从金家逃出。林徽因《文珍》中的婢女文珍，因勤快灵巧而得到主人的善待，但是，文珍仍然摆脱不了由“主人择婚”的无奈命运，当她得知自己要嫁给一个“四十多岁，背还有点驼”的“小钱庄的管账”时，文珍不再任由摆布，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还“是同那个革命党跑的”。小说形象中，婢女婚姻的诉求，蕴藏着她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和追求。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民国时期，有许多婢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例如，18岁的婢女刘吟画的主人黄马氏以“吟画年长，亟应代为择配，正托人择婚”，吟画听说主人给她择婚，“不合其意”，乘主人睡觉时，将“自己所有衣服首饰积蓄，打点私逃”。[4]20岁的兰香，因“不满太太择配，由宅走出，在各处闲逛”[5]。20岁的碧玉，因为经常到“什刹海市场洪瑞戏院”听戏，相中了唱戏人杨德林，请求巡警帮助寻找杨德林，“如找着时，以身相嫁”，有人指出，“听说杨德林与该女素不相识”，真是“改良念头，无奇不有”。[6]
傅姓家婢女梅香，“年已及笄，情窦早开，默思久在傅家为婢，将来终身何托，故日夜思虑，闷闷不欢”，傅姓欲收梅香为妾，“梅香闻之，以傅某年将半百，恐难偕老，当时佯为允诺，暗中将自己衣物收拾妥当，又由傅之屋中窃得钞洋一百余元，金首饰十余件，乘隙逃之夭夭”。[7]22岁的杨金凤在左姓家当婢女，左姓已将杨金凤许配给了同乡马大为妻，“现杨金凤年已及笄”，左姓“已为其择定迎娶日期”，杨金凤听说未婚夫马大“月入无钱”，不愿嫁给他，携带自己的所有物件私自出走，左姓派人把她找回来之后，她“不但不从先许之未婚夫，而且武状熊出，拼闹不安”，“无法劝解”。[8]婢女陶金兴做事疏忽，主人吴姓夫妇连打她两次，陶金兴又听说主人要将她“带往上海价卖与人为妾”，一时着急，自投济良所，请求安置。[9]这是女**情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在婢女身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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