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报刊舆论的兴起，自由、平等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社会对婢女生活遭遇的议论也日益增多。按说，人们对婢女的生活遭遇不会陌生，确切地说，婢女的遭遇应该是透明的、可以感知的。那么，既然人们都知道女孩为婢后需要面对的困境与遭遇，为什么仍然会有众多的女孩子被卖为婢女？或者再严格点说，为什么父母还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孩子卖给人家做婢女？况且，自清末起，“买卖人口”是违法行为，为什么还有父母会“顶风作案”，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父母卖女为婢，确是一种被迫之举，除家庭贫困外，若往深层次考虑，女子在被动为婢的过程中是否掺杂有主动倾向？在当时社会上，可供女孩子选择的谋生手段有几何？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又有多大能力去独自谋生？若想全面认识卖女为婢的家庭行为，就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
一、家庭贫困
在民国时期的北京，穷苦之人比比皆是，据“警区委员调查报告，各公立粥厂每天早晨领粥贫民均不下千人，平则门外法衍寺领粥人数竟达一千八百余名”[169]。父母卖女时的自述中，“家庭贫穷”是最主要的原因。各类报纸的地方新闻中，时常登载卖儿鬻女的信息，原因也多是因为家中贫困、饥寒所迫。例如，“西直门内草甸厂住户潘某，因生计艰窘，将亲生五岁小姑娘卖了”[170]；“齐化门外营房住户志某，因生计艰难，无法生活，将年十三岁的女孩，卖与人贩子”[171]；“朝阳门外日坛后，住户王某，以拉车为生，因家中人口众多，时常挨饿，将十二岁女儿顺子，卖与人贩子”[172]；“西城马市桥住户祥某，因家计艰难，将小女出卖大洋二十元，以济燃眉之急”[173]；“德胜门外大关北住户刘德顺，以卖菜为生，因生计艰难，日前竟将其亲生的大女儿卖给城内某宅当婢女”[174]，等等，不胜枚举。
当时，政府无法解决人们生计上的困难，也难以禁止人们因贫出卖子女。“闻德胜门外西褡裢坡住户张某，因贫无生计，于日前将其亲生之子雨儿（年六岁）卖洋八元；京西海甸娘娘庙住户李文寿，因贫于日昨将其九岁亲生女儿钟儿，卖洋二十元”[175]；“西直门外长洼住户关惠元，因被穷所迫，日前竟将亲生十四岁幼女龄儿，卖与人贩子”[176]；“西直门内石碑大院口外路东住户文华卿，近因生计艰难，日昨将亲生九岁幼女，卖与东城堂子胡同胡博文宅为婢，得洋八十元”[177]。许多家庭卖女为婢的事例表明，他们是遭遇生存底线的贫民，卖女为婢是他们应对经济窘迫的被迫手段。
在卖儿鬻女的人中，不乏曾经富有，因挥霍而穷困潦倒者，“东城半截胡同住户”萧棣堂是前清侍卫，民国以后，他即“闲居无业”，“坐食山空”，有子女四五人，妻子属于“侯门小姐，不惯劳动”，因贫困难挨，竟将“长女淑琴，凭人贩卖与南城某宅为养女，得洋一百元，除还债外，仍不敷用，又将次女淑贞卖与附近林宅为婢女，得洋八十元”。[178]东城金家巷内中间路西住户沈子臣，做小生意生活，可以养活全家，沈姓妻刘氏，有儿女二人，女孩13岁，名叫菊儿，随着“沈某年老，不能做事，只可在家赋闲”，一家四人，全靠其子所挣工薪2元勉强生活，“常有断炊之虑”，沈某同妻商量，将女儿菊儿出卖，“既有准饭吃，又可得个卖价，维持家中度日”。[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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