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婢办法规定，成年的婢女解放后，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改为雇佣关系。主婢之间既然是雇佣关系，也就意味着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应不会出现“婢女出逃”的现象了。然而，中华基督教会英文秘书季载育家17岁的婢女张春来，“常受主母的责打，自己私逃了两次，不愿意再回季家去”[74]。20岁的王礼，自7岁便到黄康氏宅当婢女，“每日操作异常劳苦”，黄康氏还时常辱骂她，她“由于不愿忍受，是以两次逃走，决不回宅，如勒令回宅，惟有一死”。[75]显然，这些成年婢女没有被改为雇佣关系，也没有被解放。因为雇佣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如果改为雇佣了，就不会存在“婢女不愿回归”之说。
其他地区禁婢办法的实施情况也同样不甚理想。在四川成都据妓女康素珍回忆，在她9岁那年（1940年），她父亲因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许多债。父亲为了“十二块大洋”，将她卖给了刘镇生当婢女，卖身契上明确写有“卖主康延亭，因家穷，难以度日，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小奴一身俱属刘家，打骂处罚，婚丧嫁娶，老弱病死，概无权干涉”。刘镇生是“成都第八区区长，有权有势，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他除雇有男女仆人，养有10个婢女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76]在广西，“许多地主花费十余元至三十元，买个七八岁或十多岁的女孩使唤，养到十七八岁，就以一百多元或二三百元的高价卖给人家，或留供自用，玉林有些地主家中，蓄婢女常在十人以上”[77]。在江苏南京，“江苏省政府主席王公馆两个小婢女，因不堪王夫人的虐待，逃到下关，被火车站当局通知王公馆把她们拖了回去。”[78]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虐待婢女的王夫人辈，在已经有了这两个孩子出来自由的情形下，法律应当给这辈夫人一点制裁，使蓄婢的妇女们略有顾虑。而同时，社会当局也该有一个收容这种徘徊街头不敢归去的婢女的机关，不至于使下关车站当局非送她们重入虎口——王公馆——不可。难道，收容这些可怜的小女儿，不是同公务员配给……等事同样重要么”。[79]
傅振伦在《七十年所见所闻》中也讲到，国民政府内政部虽然早在1932年就规定了《禁止蓄奴养婢办法》8条，但“私自买卖者还所在多有”，如“安徽旧属徽宁池太四府，仍然价买奴婢，使作贱役，吃着猪狗食，做牛马活，有大户小户”之称，“省府禁令，也难贯彻”。[80]
婢女解放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禁绝婢女现象，但事实上，自清末《禁革买卖人口条款》的颁布，到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禁止蓄婢办法》的实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地的婢女现象仍没有完全消失。尽管如此，变化还是在悄悄地发生。
二、“官方”蓄婢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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