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尽管禁婢条例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官方”对待婢女问题的态度和处理婢女问题的原则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民国时期，警察在处理“婢女事件”时，“人道”是被时常提及的一个词语。“人道”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命运，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在民国前期，警察多注重人道，到民国后期，多侧重法律。民国前期，针对买卖婢女事件，警察厅一般是采取默认的态度，对一些私逃的婢女也是采取批评教育，以劝告回归为主。当他们发现婢女身上有受责打的伤痕时，警察厅就会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婢女加以保护。例如，“陈云卿既不愿供王邵氏驱使，本厅自应予以保护处分，以重人道”[81]；“幼女黄莲花虽在黄宅充当婢女，应以佣工看待，而该黄姓妇竟逐日虐待，致幼女遍身成伤，殊属惨无人道，若非传究重惩，不足以挽颓风而重人道”[82]；“使女人格虽微，亦系人子，乃该氏不知教导，竟自平日虐待，实属有乖人道”[83]；“婢女平安前曾被主人夏勋方之妻黄氏用铁条将身上烫伤，用木棍将胳膊殴伤，情急逃出，经夏勋方夫妻到案，称深知愧悔，并答应为婢女医伤，恳求免诉不再虐待，具结有案，今该婢女又被打逃出，头顶肢体均被殴伤，实属惨无人道”[84]。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保障女权令的发布、《禁止蓄奴养婢办法》和《禁止蓄婢办法》的颁布实施，“法律”渐渐取代“人道”，成为警察处理婢女事件时经常提及的一个词语。例如，“蓄婢早经肯为历禁，该使女李三丫（即李三妞）既结请安置，乃共自由选择，胡家无权干涉”[85]；“蓄奴养婢已经规定办法，不便准其领回，应该将春喜送妇女救济院安置，较为妥当”[86]；“孙王氏与婢女吉利在供词中均称责打属实，显然孙王氏与吉利确为奴婢关系，何得托名寄养，政府早已禁止蓄婢，拟仍批示，不准领回”[87]。
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使人为奴隶，是妨害自由罪，“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之未遂罪罚之”[88]。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96条规定，“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89]。我们没见到有资料反映，警察对“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遂者”与“未遂者”进行处罚，警察厅也没有利用刑法的规定和禁止蓄婢的办法将婢女解放，但是，“妨害自由罪”确实被警察用来处理部分“婢女事件”了。
雷秋菊被主人雷进德夫妇责打，从雷家跑出。警察寻获雷秋菊后，传雷进德到公安局讯话。雷进德在公安局声称，他们对待雷秋菊“如同亲生”，更不会虐待雷秋菊，警察也没有发现雷秋菊身上有“受虐伤痕”。按照1928年之前的处理习惯，警察会劝告雷秋菊随同雷进德回家，并对雷进德提出警告，警告他要妥善待遇雷秋菊，不准虐待责打雷秋菊。但是，警察没有劝告，而是认为，雷进德“买幼女为奴婢，触犯了刑律，犯了妨害自由罪”，将雷秋菊收容到救济院安置，雷进德具结保释。[90]虽然对雷进德没有处罚，但是已经明确判处他与雷秋菊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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