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徐氏买王郑氏的女儿王燕子为婢女后，为断绝王郑氏与王燕子的联系，她将王燕子送到“韩家潭满春院小班内居住五日”，又将她带往“南池子地方亲戚家居住几日”。王郑氏由于惦念女儿，前往顾徐氏家看望，被顾徐氏拒绝。王郑氏以“中间人有意设计蒙骗”为由，将中间人和顾徐氏一起告到公安局。公安局在处理时指出，中间人“对难民之女王燕子有涉及转卖从中伙同欺诈，究属大犯刑律”，但是，“顾徐氏价买幼女王燕子为婢女，妨害自由，有干禁例，拟送法庭讯办”。[91]婢女王佩玉因受主人责打跑出，被邻居赵宋氏带到家里，王佩玉主人王耀汉认为，“赵宋氏欲将婢女王佩玉领走、意图拐卖”，将她控告。公安局指出，王耀汉夫妇使用“王佩玉为奴隶，并时常责打，妨害自由，有违刑章，并指控拐匿，移送地检厅讯办”[92]。
这些案例说明，自1930年左右始，警察厅在处理“婢女事件”时，所依标准已从“人道”转到了“法律”，虽然禁婢办法的实施不甚理想，但是官方处理婢女事件的理念却前进了一大步。当然，这些案例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既然买幼女的人家犯了妨害自由罪，按照刑法，是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并没有一个买幼女的人家受到了此种处罚。有法不依，是婢女现象难以消除的原因之一。
二、法庭对“婢女案件”处罚上的变化
法庭对“婢女案件”的处罚，主要是指家主责打婢女，对婢女造成了伤害，情节严重的，要由法院做出处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13条规定，“伤害人者依左列处断：（一）致死或笃疾者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二）致废疾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三）致轻微伤害者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93]。其中，“（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94]。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无杀人之故意而伤害人之身体或健康者为伤害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95]。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77条规定，“伤害人之身体健康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96]。由此可见，刑法中，伤害罪的量刑在逐渐减轻。相应地，法院在处理“伤害婢女案”时，对“伤害人者”的量刑也在发生变化。
1914年，郭味华与妾郭花氏共同毒打婢女徐玉子，致“徐玉子身伤数处，虽未有生命危险，但已身无完肤”，徐玉子喊诉，法庭以“郭花氏买人子女，实犯禁革买卖人口条款第二条之罪，又虐打致轻微伤害，依暂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条第三款科刑，处以五等有期徒刑二月，罚银十两”，郭味华“身为家主竟与之同为伤害行为，施情殊更难轻减，依同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处以五等有期徒刑三月，剥夺公权全部一年”。[97]1915年，迮艾氏虐待婢女兴兰，致其头部、右手胳膊各处有咬伤、打伤痕迹，经警察厅起诉，同级审判庭判决迮艾氏五等有期徒刑二月，缓刑三年在案。[98]1916年，龚庭萱用鞭子将“年方十龄的婢女赵吉庆抽打成伤，经警察厅起诉，同级审判庭判决龚庭萱拘役五日，缓刑在案”[99]。
1920年，冯赵氏“虐待婢女巧云并吸食鸦片处拘役二十日，罚金三十元”[100]；1924年，王廉儒将婢女许玉子“两手捆绑倒悬门上，被警查获，宽判罚洋十五元”[101]。
1933年，白邓氏虐待婢女，“深知愧悔，拟兹宽拘留示警”[102]。1935年，张张氏嫌弃9岁的婢女春香不会做事，把春香脊背责打成伤，“经北平地方法院侦查起诉，送由刑庭判决，张张氏伤害人身体处罚金十元，均缓期二年执行”[103]。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96条规定，“犯伤害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04]。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77条规定，犯伤害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05]。法院若处理伤害婢女致死的案件，一审时，一般都能够按律量刑。但是，只要“事主”不服一审判决，继续上诉时，量刑上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减轻。1933年，邮务员曹宝经责打8岁的婢女顺喜，致使顺喜因伤身死，天津地方检察厅判处“曹宝经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十二年”；曹宝经不服，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河北高等法院审理后，判决“曹宝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公权八年”。[106]
1935年，李王氏虐待婢女莲香致死，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李王氏“有期徒刑七年”。[107]北京地方法院对李王氏的量刑，属于伤害人致死中的最轻的处罚。1941年，“南池子葡萄园住户”张继逊将12岁的婢女赵春香毒打致死，北京地方法院判处张继逊“有期徒刑十二年”。[108]如同曹宝经一样，李王氏、张继逊都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继续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虽然没有资料证明，他们上诉后，河北高等法院对他们进行了从轻判决，但从曹宝经的上诉情况，可大致想见他们的上诉结果。另外，天津市孙铭吾“虐婢案”的处罚，也可用来作为参考。孙铭吾与妾孙韩氏在天津英租界居住，养有婢女小四香、秋红等人。孙铭吾、孙韩氏稍不如意时，就打骂小四香、秋红等人，或用“热物烙伤”，致使“小四香身上多处受伤”，“成疾身死”。孙铭吾将小四香的尸体抛弃，并逃到北平“避匿”。英工部局发现小四香的尸体后，“电知”天津地方法院[109]，由天津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孙铭吾因伤害人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连续使人为奴隶罪，处有期徒刑四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孙韩氏“连续使人为奴隶罪，被处有期徒刑三年，伤害罪处罚金三百元”。[110]孙铭吾不服第一审判决，向河北高等法院上诉。河北高等法院“以孙铭吾共同伤害人致死罪判罚有期徒刑五年，共同连续使人为奴隶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应执行徒刑六年”，孙韩氏“连续使人为奴隶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连续伤害人身体，处罚金三百元”。[111]孙铭吾仍不服第二审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原判中“孙铭吾伤害人致死、教唆遗弃尸体及连续使小四香、秋红为奴隶罪刑之部分撤销”，重新判决“孙铭吾教唆遗弃尸体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共同连续使小四香、秋红为奴隶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应执行徒刑二年，孙铭吾被诉伤害人致死部分无罪”。[112]
地方法院对这类轰动社会的案件，能够依据刑法，斟酌量刑，在法律上表现出了人的自由平等，体现了法律对婢女生命的尊重。但是，民国时期，要使禁婢办法得到充分的实施，并取得理想的效果，显然要与整个社会大背景结合起来。而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不能为禁婢办法的实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效果也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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