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比死亡更极端的苦难是遭受活罪。婢女袁双喜的主人张子平，以袁双喜“不服教训”为由，将她送往救济院，请求救济院代为“训导”，并称双喜在天寒烤火时，将手烫伤了，“特捐助大洋廿元，作为双喜的医药费”。袁双喜被送往救济院第二习艺部安置，救济院第二习艺部主任见袁双喜“两手带有烫伤，身带烙伤多处，两手均已捐折八指，余指骨里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就询问双喜。双喜称，是她“用炉取暖，昏迷欲睡，致将两手烧伤，手指烧断”。救济院第二习艺部主任又详细检查了袁双喜的两手，“伤痕腐肉截然，仍非烧伤所致，又再三开导，详细追询”，双喜才称，“两手系被该宅三姨太太张巫氏用油锅炸毁，背臀各部亦系该妇所烙伤，口部上唇乃主妇用针扎伤”，来救济院时，主人“多方威吓，不令吐实，如说实话，当接回置于死地”。[63]1936年3月11日，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市立医院给婢女袁双喜开具的诊断书中，清晰地记录了她所遭受的残酷凌虐：
姓名：袁双喜；年龄：十二岁；住址：救济院；籍贯：湖北武昌；职业：使女
一、既往症及现在症 左手第Ⅱ Ⅲ Ⅳ Ⅴ指第Ⅱ Ⅲ指节及右手第Ⅱ Ⅲ Ⅳ Ⅴ指第Ⅲ指节于第三度火伤，后均经某医切去，惟各指尚有指骨露出，各指稍行肿胀。又，右下腿有直径4厘米第三度火伤一处
二、诊断两手指切断创及右下腿中央部第三度火伤
三、处置
四、预后两手残废[64]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婢女不一定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但对于相当多的婢女来说，遭受主人的日常打骂却是家常便饭。如，16岁的巧云“作事拙笨，不听管教”，主母就经常用绳子抽打她。[65]9岁的赵春红因为饥饿，偷吃了食物，主人夫妇就用掸子打她，用手拧她，甚至用小刀把她的右腿、右胳膊扎伤。[66]17岁的婢女关来喜稍有错误，主母杨刘氏就用鞭子抽打她，或让她跪钱板，她身上“时常带有伤痕”。来喜称，她父亲因为家里贫穷，使了杨刘氏50元钱，她也在杨刘氏家“受了三年罪”。[67]14岁的王来琴因为失神，摔坏了一个瓷碗，被主母责打，偷着跑出，巡警把她送回，并告诫主母不准再打她。巡警走后，主母嗔怪她逃出，给主人丢脸，把她的头顶打破。她又乘间跑出，“欲出家为尼”，称“我因前世甚欠修持，所以今生竟受如是痛苦，因此许愿出家为尼”。[68]
以上事例表明，在婢女的世界里，暴力与苦难普遍存在，并且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对于婢女所遭受的暴力与苦难，我们没有必要去衡量它的频率与程度，因为人所遭受的苦难是无法量化的。
二、社会舆论状况
早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对婢女遭受的苦难就给予过广泛的关注。一位署名“东亚女子醉茶”的作者指出：“婢女鬻身幼稚，未受教育，主人对她怜悯疼爱还唯恐不及。只是主人们多求全责备，施以**行，骂詈之外，又用鞭笞，往往使得婢女头破血流，肢残体折，呻吟始毙，真是惨哉！白人以残酷手段虐待黑奴，是因为种族不同。中国婢女与主人则是同种同族，四千年前同为黄帝之子孙，若是残酷虐待，真是天良丧尽矣。更何况十九二十世纪为自由、平等之世界乎？”[69]清末的画报，也以形象的画面，记述了婢女所遭遇的苦难，并以大众口语化的文字，对家主进行了抨击。
图6.1 主母心狠
图片来源：《旧京醒世画报》，1909-12-19。
图6.2 虐待使女
图片来源：《旧京醒世画报》，1909-11-01。
图6.3 虐婢招供
图片来源：《时事画报》，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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