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志帝国对藩政策由德宗的贞元模式向宪宗元和模式转向的政治举措中，元和二年（807）宪宗讨伐宗室李锜——这位韩滉后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战事，尽管不是唯一，但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有关这次事件的意义，陆扬先生于十多年前发表的《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已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作者通过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理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对李锜何以会叛乱，以及叛乱的性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颇有启发性。[1]不过由于作者主要致力于探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因而对藩镇内部的军事构造与权力网络则着墨不多。本节的目的则是希望在前辈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李锜事件中镇海军各军事集团的构成，以及它们各自与节度使李锜的关系，希望透过对藩镇内部权力组织的考察来解答李锜叛乱何以会失败，尤其是如此迅速彻底地失败这一问题。我们的研究将指出，对于江淮而言，李锜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标志着帝国的对藩政策即将发生大的转向，而且，它同样标志着一种旧有的藩镇内部构造即将成为过去时。至于取代它的会是何种新兴结构，我将在结束李锜事件的讨论后再予以解答。
一、李锜谋叛与三朝政局的变迁
有关李锜，史书称其出身于宗室之家，其祖父淮安王神通与父国贞（即李若幽）都是唐王朝的功臣。李锜以父荫起家，贞元中累至富庶的湖、杭二州刺史。史载其多以宝货贿赂当时的朝廷显贵李齐运，于是在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前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李若初卒于任后，当时已任常州刺史的李锜便升任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从而成为德宗时期最后一位浙西藩帅。
据载李锜上任后，“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2]，又“恃恩骜横，天下攉酒漕运，锜得专之，故朝廷用事臣，锜以利交，余皆干没于私，国计日耗”[3]。时浙西有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4]。李锜在浙西的所作所为，虽然为“天下切齿”[5]，但由于得到德宗的姑纵，非但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助长了他无所畏惮、试图自立的野心。史称为“图久安计”[6]，李锜“乃增置兵额”[7]。本来，观察使的军队不仅人数有限，其兵额原则上也应由中央规定，因此李锜的益兵之举便自然是在德宗的姑息下进行的。据称：
（李锜）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8]
挽硬也称“挽强”，是拉硬弓的意思。蕃落则是从流配江南的胡、奚等少数族中选拔出来的兵士。[9]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官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能属于“增置兵额”的范畴。至于他们的来源，当然绝非良家子弟，恐怕正如后来李吉甫向宪宗所说的“乃亡命群盗”[10]耳。但无疑，这些亡命之徒都是李锜所欲倚重的兵卒，其待遇也是一般兵士的十倍，其中也有结为义父子关系、号锜为假父的，可见他们都是李锜的私兵。李锜的扩军，应该还有增募官健或团结兵之举，但“挽硬”与“蕃落”这两支私兵对李锜来说显然是最重要的。
德宗死后，病入膏肓的顺宗即位，严重的中枢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朝廷还无暇顾及藩镇。不过朝政的变革毕竟还是对远在浙西的李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执政的王叔文将李锜的盐铁转运一务收归中央，曾经有不少为王叔文集团平反的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外制藩镇”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实不然。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曾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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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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