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当从《唐大诏令集》及《册府元龟》改作“虽顷在禁中，未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此句当从《唐大诏令集》作“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以下”当从《唐大诏令集》作“已上”）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於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3]
《幸普安郡制》又被后人拟作《命三王制》，顾名思义，它“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转变，这是玄宗部署平定安禄山反叛的重大决策”[4]。到达蜀中后的玄宗又于八月二日发布了一道《銮驾到蜀大赦制》，再一次重申了《命三王制》中的主张：
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5]
《命三王制》“从对安禄山军长期作战的战略出发，将包括皇太子亨在内的诸王的权力做了又一次的划分。只是这一战略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故亦遭到高适等人的反对”[6]。高适的反对意见史书未载，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此后刘晏的反对意见：
禄山乱，（晏）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7]
玄宗与房琯所合作拟定的这两道制文，就本质而言是为平叛之需而设计，其中固然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并且我们也知道，玄宗与太子间的嫌隙由来已久，尤其在马嵬驿之变后，太子以留讨叛军为名已然决定与玄宗分道扬镳，因此这于猜忌心颇重的玄宗而言，恐怕不是能够轻易释怀的事情。但《命三王制》是否在一开始就含有通过分封诸王压制太子的意图，目前也难以遽下定论。不过暂且不去深究玄宗制文的深意，但制文在实质上却已达到了遏制太子的效果。尤其当太子在七月十二日于灵武（灵州）宣布即位后，这一在玄宗尚不知太子已自擅帝位时所作的军政部署，就将成为新帝肃宗的心头之患。这就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此后向肃宗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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