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对宣武和武宁的“骄兵”问题已有过论述，并指出，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前文尚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刘玄佐和王智兴可以比较自由地扩充和培养兵士层的力量，尤其是可以发展直属于节帅本人的最为亲信的那一批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博和泽潞。堀敏一先生在讨论牙军的产生模式时，就专门将泽潞的情况与魏博进行了比较。尽管在泽潞的初期军事发展中，并没有诞生像魏博那样明显的牙军集团，但显然，堀氏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田承嗣与李抱真征募当地农民进行“团练”，随后将其纳入作为职业军人的“官健”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139]魏博大力发展包括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在两河藩镇中实力偏弱。至于泽潞，更是因为作为身处地瘠民贫的太行山区的新兴藩镇，建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及军事力量虚弱的问题。换言之，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所以，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藩镇的节帅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时，可以直接以扩充兵士人数为目的，不需要经过中间将领层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以上几个藩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没有将领层的干扰，藩镇节帅可以直接发展直属于本人的军队，而不用受到将领的掣肘。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
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节帅培植这些兵士的初衷原是为了获得直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父子相袭的特权，但是，这反倒成了这些地方军人从军入伍的根本目的。于是，为了维护与巩固本集团的特权利益，他们不乐频繁作战，而一旦节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会倒戈以向前者，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半都由此而来。这也就是旧史所谓“骄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藩镇中，越是主帅的亲信部众，比如负责宿卫的那部分牙军，越容易成为搅扰政局、变易主帅的根源，也最为跋扈。以下是长庆二年有关宣武牙军的一段记述：
李质者，汴之牙将……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140]
这里的“使衙牙兵二千人”在《新唐书·韩充传》中又被称为“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是负责勤卫的亲信牙兵。关于泽潞的情况，史料亦言：
又（泽潞旧帅）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新帅郗）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141]
至于最为著名的武宁“骄兵”银刀军，史料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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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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