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本自幽州而来的李宝臣与手下将领其实并不认识朱滔。虽然朱滔的画像被宝臣及诸将誉为“神人”，但这种夸赞或许别含他意在内，未必是真心而作。[162]倒是“四镇之乱”时与朱滔决裂的成德新帅王武俊对前者的评价更为直白，其就公然称朱滔为“田舍汉”[163]，显见对朱氏出身的鄙夷。在中唐时代，燕赵“宿怨”是天下皆知的事实。[164]而这种在朱滔时期，甚至可能早在李怀仙被杀后就已结下的幽州与成德的世仇，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身为安史宿将、蕃族酋豪的李宝臣、王武俊诸人对没有家世资历的“暴发户”朱滔的不满。其实，朱滔所能感受到的这种来自同辈将领的压力不仅来自邻镇，本镇内部也是如此，这也可能就是他在取代朱泚担任幽州节度使后，为“威振军中”而“杀有功者李瑗等二十余人”[165]的原因所在。
在幽州后期历史中，像朱希彩以及朱氏兄弟这样，以牙将身份逐杀旧帅，或因牙职而被推戴为节帅，其后亦被手下牙将逐杀的变乱不在少数。比如李载义（826—831在位）、杨志诚（831—834在位）、史元忠（834—841在位）、陈行泰（841在位）、张绛（841在位），这十五年中的变乱莫不如此。在这些牙将中，有些人的资历并不特别突出，比如在一个月内相继被推举及逐杀的陈行泰、张绛都是所谓幽州“游客”[166]。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能否得到唐廷的支持，就成为其稳固自身在幽州地位的关键。实际上，陈行泰、张绛正是因为没有获得唐廷的支持而迅速下台的。而其前任李载义的弑帅继位，则明显是得到了代表唐廷的敕使和监军的首肯及支持。[167]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在互相结好的两河藩镇中显得较为孤立。其北有异族，南有长期不和的成德。[168]而幽州的权力结构则可能和成德颇为相似，即它也是一个由将领占据权力层中枢的地方。[169]这其中，幽州城内的牙将当然是最容易影响当镇政局的。不过，幽州的牙将看来远不具备他们的成德同仁那样骄傲的家世和资历。而且从一开始，幽州就出现了特为两河藩镇所厌恶的“部将忽领一方之权”[170]的事例，这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得到邻镇的好感。而且，这种频繁逐杀节帅的状况在此后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想，这正是相较于魏博和成德，幽州的节帅对唐廷更为依赖，并且虽然幽州节帅更替频繁，但总体而言仍对唐廷较为恭顺的原因所在。所以，虽然李载义与杨志诚都是因逐杀旧帅而登上节帅之位者，但当他们自己也被驱逐后，都选择了投奔唐廷。[171]在所有这些荣登幽州节度使宝座的牙将中，大中四年（850）继任节帅的张允伸可能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因为他在镇23年，并且，也同样是一位对唐廷颇为忠顺，尤其是咸通十年（869）庞勋之乱时，积极参与助军勤王的藩帅。[172]
尽管牙将出身的幽州节帅常常会陷入权位不稳的困境，但牙将及其所在的城内牙军仍是影响幽州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不过我们也不要看到那么多的幽州变乱都与牙将有关，就认定牙军是幽州一镇最有力的势力集团。因为和成德与魏博都不同，幽州最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并非来自幽州城内，而是来自它的属州和外镇。
（三）属州与外镇的压力
继朱滔之后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是朱滔姑子刘怦。他在“四镇之乱”时被在外征战的朱滔委任为幽州留后。朱滔战败回幽州后于贞元元年（785）去世，刘怦因为众所服而在朱滔死后很自然地被推戴为节度使。三个月后刘怦去世，其子刘济继位（785—810在位）。由此到长庆元年（821）刘济之子刘总入朝，刘氏父子总共坐享幽州帅位36年，这36年可以说是幽州政局最为稳定的时期。
不过在此期间也并非没有变乱。贞元八年（792）刘济之弟刘澭率部归朝就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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