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在刘仁恭的鼓动下，李克用引兵攻克幽州，遂表仁恭为帅。我们看到，与幽州李匡筹对峙的刘仁恭，其部众也来自北边的蔚州（属河东），很可能就是蔚、妫交接处的安塞军。[196]而当李克用平定幽州、返回太原前，他曾在私下里对刘仁恭说过这样一番话：“高先锋兄弟，势倾州府，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筹之。”[197]这里所谓“高先锋兄弟”，指的是世戍妫州广边军的高思继昆仲三人[198]：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199]
高思继兄弟至晚在李匡威出任幽州节帅的时代（886—893在位）就已经是戍守北边的重要将领了。据说当李克用起兵讨伐李匡筹时，正是由于担心于孔领关拥兵三千的高氏兄弟为其后患，所以克用以替李匡威报仇之名，拉拢颇重义气的高氏兄弟。史载当李匡筹听闻思继兄弟反叛时，“乃弃城走”[200]。因此无论是幽州方面，还是河东方面，广边军的力量都是他们无法小视的。而与此前由刘仁恭戍守的安塞军一样，广边军也同样来自山后地区。
我们知道，幽州节度使统辖着河北北部地理环境多样的广阔区域，除了像成德、魏博一样，幽州需要在南部与易定、成德、沧景等河朔藩镇接壤的地区布置兵力外，北部的边境地区更是其兵力配署的重中之地。幽州的这种军事布局情态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而是在乱前就已形成的一种格局。正因为出于军事需要的目的，不得不在属州和外镇配置相当兵力，所以幽州军政体制的分权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20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得以对会府幽州造成军事压力的区域也始终都一样。比如说在安史乱前与安史乱中，河北北部能够与幽州相提并论或挑战前者地位的主要是营、平二州的军事力量。而在安史之乱后，最初威胁幽州的外部力量是南部的涿、莫、瀛诸州，会昌以后则开始演变成北部诸州，尤其是位于妫州的雄武军、纳降军、安塞军、广边军等山后势力。正如松井秀一先生所指出的，幽州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北部的边境势力在幽州后半期逐渐显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202]
要解释幽州地方势力演变的这种态势，需要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幽州外部，即从幽州外部的政治环境着手来寻找其内部变化的线索。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后幽州的外部挑战首先主要来自南部的河朔藩镇，尤其是成德，这使得幽州必须在与成德等比邻的瀛、莫等州加强军事力量，而由节帅亲属出任刺史，并引发他们与会府对峙的也在这一地区。但是，燕、赵宿怨的问题并不是终幽州一百五十年始终存在的。燕、赵结怨主要是在朱氏兄弟，以及朱滔姑子刘怦祖孙三代，与成德方面的李宝臣父子，以及宝臣姻亲王武俊家族之间。换言之，幽州与成德的矛盾在长庆以前比较突出。而长庆以后，随着刘氏与王氏家族相继退出当镇统治层，燕、赵矛盾就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自安史之乱以来相对沉寂的边境局势却在会昌以后随着回鹘、沙陀、契丹、奚等的南迁与活跃又重新成为幽州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越到唐代晚期，节帅亲属的任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越来越出现在幽州北部地区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回鹘出身的李茂勋，得到代北沙陀首领李克用支持的刘仁恭，得以在唐代晚期登上幽州节帅位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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