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谙熟军情的将领都倾向于在潼关布防，但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潼关是长安的最后一道堡垒，因此，尽管陕的防御难度要大于潼，但他们仍旧会要求将领们将军队推进到陕州。如若不然，则将领就有“桡败”之嫌，封常清与高仙芝二人被玄宗冤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所言：
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11]
而当天宝十五载（756）哥舒翰拒保潼关时，
会有告（禄山将）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指玄宗）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12]
尽管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相继上奏，言潼关大军利在据险扼守，不可轻出，但玄宗最终还是听信杨国忠之言，以将失机会为名，遣使趣之。据说哥舒翰在得知此命后，“抚膺恸哭”，而后“引兵出关”。数万唐军最后在灵宝之役中损失殆尽，结果不但陕、洛未复，潼关亦就此为叛军攻克。
到了肃宗时代，邙山大败后的唐军亦以“益兵屯陕”[13]为其防御策略，而不愿轻易退守潼关。幸而此时向陕州挺进的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弑父后的史朝义返回洛阳即帝位，叛军的西进受到了阻碍，这就为唐廷在陕州集聚反击力量提供了时间。尤其当代宗即位后，决定联合回纥收复关东，双方约定以陕州为反击起点。
陕州以西的潼关毋庸置疑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同时也是守卫长安的最后一关。上述的哥舒翰事件显示了潼关对于关中防守方的重要性。而就进攻方来说亦莫不如此。比如在此后的朱泚叛乱中，由于时任潼关关使的骆元光及时控扼住了潼关所在地华州，不仅粉碎了朱泚将何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的企图，而且也为李晟等人随后的进驻长安开辟了畅道，所以史称：“贼东不能逾渭南，（李）元谅（即骆元光）功居多。”[14]
总之，两京中轴线上的河阳、陕、潼关三据点早在安史叛乱之初即已显示出它们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不久后建立的河阳三城、陕虢、同华三节镇就是因这三个据点而扩大成型的。
二、鱼朝恩与京东的空间塑造
在由三据点向三节镇转变的过程中，宦官鱼朝恩起到了一个可能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阳一镇成立的确凿时间史无明文，至于其规制的确定，《旧唐书·地理志》言：
及雍王（即后来的德宗）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泛水军赋隶之。
鱼朝恩在相州之役时便以“观军容使”的身份出任监军，其后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时代，均以此身份监临讨叛的唐军行营。可以说，鱼朝恩是当时外军系统中权势最著的宦官，而唐军行营统帅的换任其实也一直受其影响。当邙山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退居绛州，鱼朝恩则与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一起退保陕州。宝应元年冬，唐回联军开始与叛军最终决战，关于其时的战略部署，史称：
诸军发陕州，（朔方军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15]
唐回联军很快就收复了东都和河阳，但也随即对河南西部一带实行了抄掠：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16]
《旧唐书·回纥传》亦言：
以陕州节度使郭英乂权知东都留守。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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