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些神策驻地都集中在京兆府西部诸县及凤翔府。其次，两条史料提及的神策驻地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组：大历四年的好畤、麟游、普润为一组；大历五年隶于朝恩的兴平、武功、扶风、天兴为一组；割属给李抱玉的鄠、盩厔、郿、虢、宝鸡为一组。而我们在地图上不难发现，每一组的据点基本上都位于一条东西向的直线上，而由这三组据点构成的三条直线则由北向南互相平行。
神策军在大历初年防区形态的这种有趣模式，如果结合我们第一节讨论代宗朝异族威胁的问题时是不难解释的。因为代宗初年以吐蕃为首的异族入侵不仅来势凶猛，而且位于长安西面的诸县，以及凤翔一镇都是它们必经的道路。[8]而我们在第二节的论述则指出，即使是当广德二年代宗任命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后，凤翔的军队也还是兵源不一，且实力有限。那么，为保障“国之西门”的安全，进一步增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就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们看到，鱼朝恩试图扩展神策军的地盘，以及元载企图制约前者的努力，为什么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区进行。这种反复较量的背后，其实正显示出在长安西面驻扎神策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史料记载，在广德元年十二月，亦即代宗由陕州返驾长安的当月：
筑城于鄠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9]
正如毗邻中渭桥的咸阳是紧邻长安西北的首县一样，鄠县则是长安西南的第一县。代宗在还驾之初就于鄠县匆忙筑城，个中的原因其实也是与西面局势紧张相一致的。
至于图中的三条平行线，则无疑代表着凤翔至京师的三条通路。因此，无论是大历四年鱼朝恩的请求，还是大历五年元载的改置，神策军据点的隶属模式都是经过系统规划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仅仅为满足朝宦较量的草率决定。
同样能够在上述背景中获得解释的，还有代宗初年关东防秋兵屯驻地点的问题。防秋体制和神策军的崛起一样，都确立于代宗初年。[10]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此一时期防秋兵屯驻地点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关东防秋兵的屯驻地与神策军都是一致的。[11]比如其时由李良率领的淮西防秋兵就驻扎在普润[12]，由邢君牙率领的兖郓防秋兵则在代宗出幸陕州前就已入镇好畤，此后因扈从转隶为神策军。[13]其实已有学者指出，“防秋兵有蜕变为神策军之情形”[14]。而这种情形最主要地就发生在代宗初年的这段时间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情形则是，这一时期关东的防秋军将构成了神策军将的重要来源之一。[15]防秋兵与神策军的这种转换特点，以及防秋兵与神策军屯驻地点的一致性，都说明了这些军队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秋”，并且，长安西部确是“防秋”的重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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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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