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将代宗前期，即鱼朝恩主政神策军的时代，视为神策军成为禁军后第一次进行较大规模扩编时期的说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16]除了之前引用的大历四年、五年的两份资料外，散见于其他史书中的材料也显示，代宗一朝吸纳进神策军的军将多为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地方高级将领[17]，因此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代宗朝前期被编入神策军队伍的。而随着他们的编入神策，他们所率领的藩镇军队也成为此次扩编的主要对象。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一扩编过程是否都与鱼朝恩有直接关系，但史料显示，这些将领和军队的驻地基本上都不在京城内，而是分布在京西北地区。其中不少就是驻扎在上引史料所提到的普润、扶风、武功等西部诸县。[18]显然，唐廷吸纳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护卫宫苑的安全，而是要利用他们出镇长安以外的地区以控扼蕃兵的入侵。而当大历五年鱼朝恩被代宗诛杀后，这些神策将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实际上，对于权宦鱼朝恩来说，奠定其势力根基的毕竟主要还是京城神策，而唐朝君臣最关心的其实也是后者。所以在朝恩死后，唯一受到制裁的神策将领就是“典司禁戎”[19]的朝恩心腹、神策军兵马都虞候刘希暹。外神策军在京城变故中受到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总之，在完成了入归禁中的身份转变后，代宗初年的神策军开始向京城以外的地区扩展势力。这种扩展系统地实施于京畿西部诸县与凤翔府，贯彻着帝国应对异族威胁、保障“国之西门”的宗旨。同时，凤翔一镇也因此呈现出了军政体系多元化的特点。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代宗初年吐蕃等的入侵，不光给南道带来了巨大压力，北道的压力也不小。那么北道方面是否也有如南道这样的神策军布防呢？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代宗初年北道方面的军事布防始终是由外系藩镇尤其是朔方军来承担的。京畿以外的邠州一带自不用说，在那里丝毫看不到神策军的影子。就是京畿内的北部诸县，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朔方军来驻防。
京城西北第一要县首推奉天。肃代之际党项、吐蕃的入侵多由奉天南下，尤其是代宗广德、永泰年间吐蕃的数次大规模入寇，奉天都是其必经之路。奉天地位之重，不仅是因为其当西北大道之要，而且其北面是险隘的漠谷和梁山，对于屏蔽京师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故而“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20]。而这个驻防奉天的重任，在大历初期就是由朔方军来承担的，这也延续了朔方军自广德、永泰以来吐蕃南下必由此军屯驻奉天的传统。如：
（大历二年）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泾州属县）、宜禄（邠州属县）；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大历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21]
可见，只要北面一有风吹草动，位于河中的朔方军就得调往奉天屯防，而且屯防人数不在少数。“与奉天并为京师西北两道之路口”[22]的是泾阳。和奉天一样，泾阳的防守在代宗初年也由朔方军来执行。
因此我们看到，和南道的形势不同，北道方面在大历初期并没有神策军的痕迹。
大历四年，鉴于北道局势吃紧，朔方军主力由河中徙屯邠州。自朔方军徙屯邠州后，京畿北部的驻防似乎就不再由朔方军担任了。这当然是因为现在坐镇邠宁的朔方军已可将吐蕃的威胁化解于京畿以外，所以不用再以大军屯驻京畿的缘故。不过，京畿内的防守也并非就此可以撤除，只是担当防守的人选换了他者而已。比如：
（大历六年）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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